我国慈善捐助的研究.docVIP

我国慈善捐助的研究 　　摘 要: 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慈善意识的提高使得近年来我国民间慈善捐助不断增长,但随之出现了受捐者行为与捐助者预期相背离,部分捐助者“赖捐”等现象。首先从慈善捐助方式出发,探讨间接捐助的合理性,然后从完善慈善立法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关键词:直接捐助;间接捐助;合法性;效率;立法 　　 　　1 个人直接捐助与慈善机构的行动之间的选择 　　 　　1.1 个人或企业直接捐助的尴尬 　　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遵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凡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为近,无亲属关系的为远;相识者为近,不相识者为远;与自己有利益关系者为近,无利益关系者为远”。与之相应,中国人的慈善原则,往往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所以从文化习惯的角度来说,社会上很多需要救助而未能得到正式制度救助的人更倾向于选择通过邻里、亲友间的口头介绍来寻找“好心人”的援助或借助媒体宣传来发动社会力量,聚集社会零散捐助。这一传统是民间直接捐助存在的文化基础。 　　所谓直接捐助,是出自“爱心”的个人或企业的自发行为,他们或通过媒体,或自己直接与需要帮助者取得联系,而无须经过相关的慈善组织,某种程度上说有着浓厚的“草根”气息。这种捐助活动具有分散性、个体性、随机性,往往采用类似“运动”的形式进行,一则媒体新闻常常就是众人解囊的引子。 　　近年来个人和企业的直接捐助事件中频频出现捐赠双方不欢而散的局面,对捐助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某著名女影星发现多年受捐助的学生进大学后用捐款花钱大手大脚,产生依赖心理,便停止了捐助其生活费,受捐助者反过来指责影星母女“小气”。而北大研究生用助学款瞒着捐助者辍学开公司,并向其催借钱款解决“项目经费”的事件更是使其被舆论冠以“不感恩”的名号。 　　 　　1.2 机构捐助的困境 　　捐献者与受助者分离是现代慈善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使“捐献者少了恩赐的色彩,多了回报社会的光荣;使受助者少了感恩戴德的负担,多了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慈善机构的存在使得慈善行为组织化、专门化,使有钱但无精力寻找需要援助者的潜在捐助者有了参与慈善活动的机会,并且也令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多了一丝希望。 　　但同样是在慈善机构的捐助活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让向机构捐资者心痛的现象,极大地打击了捐助者的热情。就拿襄樊的例子来说吧,2007年湖北襄樊数名学生,因受赞助一年后没和捐助者联系过一次,被指为“不知感恩”,被停掉了捐助。更离奇的是记者调查后发现受捐助者中有一名“父母双双下岗”的女生,其父是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的副局长,而母亲也有一份在当地环卫所的固定工作。据了解,这次的捐助是由襄樊市总工会作为委托资助的中介机构进行的,由各区总工会选送并核实贫困生的家庭情况,该市工会只按一定比例向各县市区分配名额。但是,该市樊城区总工会在该项工作中偷懒了,没有采取全面上报的方式,而是将名额分配到各个部门。为了不“浪费”名额,城管局在本系统内选出两名“贫困生”。 　　直接捐助与通过机构的间接捐助都有缺陷,那么不妨让我们从组织的合法性、从事慈善活动的效率以及社会认可度这三个角度出发,对这两种捐助方式作一番比较。 　　 　　1.3 个人或企业直接捐助与机构捐助的比较 　　(1)行政和事业合法性分析。 　　在我国,慈善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根据我国现行条例,从程序上来说,社会团体要想注册成功,首先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然后需得到民政部门批准。由此可见,国家对于这些机构的审查这一过程是十分严格的,由此机构的合法性是由国家认可和保障的。 　　个人或者企业的直接捐助,则更类似于捐助者和受助者双方间的一种约定,一种本着“契约自由”原则达成的协议。因此在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虽然有诉诸法律的情况,但更多是由社会舆论压力迫使道义上有亏欠的一方做出退让,并没有其他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权利义务的行使。 　　(2)社会合法性与公众参与程度。 　　所谓社会合法性,是指由于符合某种社会正当性而赢得社会大众的承认乃至参与。从有效参与的角度看,慈善组织能否获得社会认同,和他们的公益项目能够得到社会公众认同有关。组织通过开展服务项目向社会传递一种公益性的价值观,并取得社会信任和参与;组织从认同该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中获得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用上述理论来分析,个人或企业的直接捐助毕竟是个体行为,如上文所述,其分散性、个体性、随机性使之能够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小。但这种行为至今仍长盛不衰且发生的频率相当高,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传统中“互助”和“济贫”理念的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对于慈善机构不透明运作的警觉以及对于繁琐手续的厌恶。 　　不同慈善机构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度以及公众参与程度是不同的。有着自己“品牌项目”的机构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例如,举办“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