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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商山四皓的研究述评 　　摘 要：商山四皓的出处行止等，为汉代以来文人士子不断讽咏品评。改革开放后，四皓研究逐渐从附庸于其他论题中独立出来，并褪去强烈的政治色彩，高贤隐逸、升仙等主题也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学理化的研究成为重心，围绕四皓仕与隐的原委，四皓题材的诗歌、绘画、碑刻作品的内容，地方文化建设及域外四皓文化传播等，产生了一批含金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今后的四皓研究需在补足文献、加强宏观考察、揭示四皓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及四皓精神的传播与接受等方面进行开掘与深化。 　　关键词：商山四皓；政治评判；仕与隐；文献辑逸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06 　　汉征商山四皓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四皓银须皓首，因避秦乱而隐逸商山，又因维护正统正道毅然出山辅佐太子刘盈，功成后复隐林泉。其高贤德重、功成身隐的出处行止，是后世征聘贤能的重要考核指标，也逐渐成为古今知识分子完美仕途的范式；其须眉皓白的长寿仙姿，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尊老重贤的精神内核，为后人世代传诵、讽咏不绝，四皓文化也藉此不断丰富，影响深远而广泛。然囿于年代久远、环境多变、史料缺逸甚或人为破坏，传世文献十分有限，且散布于多朝代、多文类、多领域的资料之中，导致相关研究长期滞后。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调整，以及学界、政府及民间力量积极努力，新时期四皓研究呈现出全新的样貌。回检此期研究成果，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对今后的研究拓宽与提升大有裨益。 　　一、新时期以来的四皓研究回检 　　（一）1978-1999年的主要研究成果 　　1978年以前，四皓研究多附庸于其他论题中。黄巩云“荆衡有船山，逸民迈四皓。一意尊纲维，夷狄必除扫”，将四皓刻画为逸民，藉此诠释自己生存于易代之际的夹缝中，在个人人格尊严的完整性与对社会发展发挥作用之间的权衡取舍。而对四皓遗迹器物的考索，与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评判，是此期四皓研究的两大主要向度。前者有《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提及商县“四皓墓”；陈直言及乐浪出土汉箧画像题字所注“商山四皓”；柳涵言及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画像砖大墓内浮雕石砖楷书“南山四皓”；逯钦立以四皓名称为例论述陶渊明“四八目”。后者有卫仲蹯认为张良为吕后“引用四皓，巩固太子的地位，造成‘人彘’”；陈朝璧进一步质疑《紫芝歌》是否为四皓所作，以及士大夫是否向往山林隐逸生活。“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连出数篇论述野心家吕雉篡权的论文，实为批判江青集团，文中称四皓为“反动儒生”，吕雉用卑辞厚礼收买他们作“吹鼓手”，更甚者认为四皓是“一伙六国残余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反秦的四具政治僵尸”。 　　改革开放打破了特殊历史阶段的思想壁垒，有关四皓的研究由此真正进入学理化阶段。 　　1.贬抑四皓的状况之持续及扭转从政治角度出发贬抑四皓的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仍持续颇久。王先霈、范际燕据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及其当时任谏官左拾遗一职，推测白氏作《四皓庙》有讽刺托意，并认为乾隆皇帝评白居易《答四皓庙》“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当一篇四皓注读”之“本意是赞誉，我们读来却觉得有讽刺意味”。沈家庄认为“所谓四皓，不过是几位只讲恭敬孝仁，腐陋不堪的人物”，杜牧用“翻案”法指出“四皓不是安刘功臣，而几乎在客观上成为灭刘帮凶，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寇养厚认为刘汉王朝得以保全的主要原因不在四皓，而在于“陈平、周勃等人掌握了军权，取得了武装力量的支持，人心的厌吕思刘”。张森年强调四皓不思为刘邦分忧而协助吕后作乱，让刘邦打消“使太子将”的念头，导致刘邦亲兵击敌，对孝惠更为失望；洛士认为四皓“倚老卖老”，卖给汉家天下的是“为害十余年的吕氏之乱”，买来的只有若干“金玉布帛”，礼义廉耻都“卖了个干干净净”，言辞颇为激烈；傅伯星更云“历来论家对于‘四皓’都持批评态度”，宋代马远《四皓图》中四皓的形象，“就是老朽昏聩，以显示其徒具虚名、不堪处事的本质”。 　　与此同时，较为公正的评判与正面赞颂四皓的声音，也逐渐打破并扭转贬抑四皓的局面。裴斐对比李白人官时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遭疏去朝时“书此谢知几，吾寻黄绮翁”，前后评价反差强烈，显然与政治遭际挂钩，并据此认为商山四皓因有“济代心”与义不受辱的精神而在李白歌咏的隐者中具有较高地位。高文、何法周认为陶渊明“处在一个人事乖违、时运见疏的时代”，故有“与四皓心心相印和思想上的共鸣”。朱顺佐、陈荣昌指出骆宾王曾以四皓自许，希冀能够“乘时出山，干一番旋乾转坤，扶汉安刘的大事业”。金毅从刘邦“有容乃大，珍贤贵隐”，未用政权力量强逼四皓出山从政，却因见四皓调护太子而放弃改易太子的打算出发，认为“容易取得逸民、隐士在政治上的支持”，“不至于因强征而对抗朝廷”。 　　2.四皓隐逸与升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