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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的研究述略 　　摘 要：自从1920年鲁迅先生将《水浒传》版本划分为简本与繁本两大系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重繁轻简的现象。关于繁本、简本先后关系的问题，无论是“由简增繁”说还是“由繁删简”说，都体现了用简本以证繁本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简本系统研究的论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明显提升，其探讨的主要问题有：繁简先后关系、《京本忠义传》的性质、插增“田、王”二传及诸简本间关系等。尤其是关于《水浒传》诸简本间关系问题的探究最能代表本时期简本研究的水平，而在这方面尤以马幼垣与刘世德两位学者的成绩最为显著。总结新时期《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的成就与得失，可以为未来本领域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水浒传》简本系统 诸简本关系 研究史 　　 　　《水浒传》简本，又称“文简事繁本”，是与繁本相对而言的。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1]后来的《水浒传》版本研究基本上是在鲁迅所开辟的思路的基础上展开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水浒》简本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由于其文辞粗俗简略，缺乏文采，文学价值不高。“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2]，“刮去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3]，胡应麟、郑振铎等学者的断语，对学界影响很大。《水浒传》“‘繁本’的研究尚很不足，‘简本’的研究更为不足”[4]，这是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现状的真实写照。造成简本研究尤其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简本的许多版本分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很难进行汇总比勘，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受版本资料方面的限制，《水浒》简本研究界长期以来一直囿于郑振铎、孙楷第的“定论”而裹足不前。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马幼垣、刘世德等学者出国走访、搜寻海外遗珠，陆续发现海外的一些《水浒》简本，对这些版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就成为本时期《水浒》简本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幼垣、刘世德两位学者用力最勤，成就也最高。本文拟对本时期《水浒》简本系统研究的诸问题进行回顾与综述，并求教于方家。 　　一、《水浒传》简本系统关系繁杂及研究匮乏之原因 　　1.《水浒传》简本系统版本繁杂的原因 　　（1）《水浒》版本特质。《水浒传》作为现存最早的通俗小说，由于随意删改造成版本纷繁复杂。这种特性更能从《水浒》简本的版本状况上体现出来，单就现存的“插增本”便包含斯图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牛津残页、德莱斯顿本、梵蒂冈本等繁简各异的不同本子。正如郭英德所说：“至于那些‘文简事繁’的各种版本《水浒传》，由于各本正文文字删改情况不同，前后源流关系也颇为复杂，因此几乎不可能恢复这一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甚至可以说这一版本系统原本就没有一个单一的祖本。”[5]《水浒》简本此种特质是编写者特殊的编写心理――并非出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心理而是随意为之所造成的。 　　（2）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及书商的营销手段。市民阶层不讲求文辞的雅致，而是追求故事的有趣与热闹[6]，加之求“多”求“全”的心理特质，那些文辞粗俗、故事完整的简本便受到他们的青睐。书商为了迎合市民群体的心理，对《水浒》一改再改，造成了版本繁杂的局面。“明代中叶以后，刻印日繁，简本、繁本杂出，书贾为了牟利，任意删削凑合成书，是简本竞出的主要原因。”[7]这主要是从传播与接受角度阐述《水浒传》简本版本竞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2.《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匮乏的原因 　　（1）简本自身原因与研究方法不当。《水浒》简本是“村学究所损益”之俗本，是“刮去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的删节本，不具备繁本“游词余韵”、“委曲详尽，血脉贯通”的优点，被文人学士所摒弃，在学术界也一向未受到重视。“我以为在把简本《水浒》贬为枝叶，评得一文不值以前，总该平心静气，先好好地把简本的各种本子逐一详细分析，也给各种繁本以同样的看待，再用不先存彼此的观念和等量齐观的态度，去推断繁简各本的价值和各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始尝试作全盘性的论断，这才是正确公允的研究程序。”[8]马先生的此番言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前部分学者对《水浒》简本所存的偏见。 　　（2）材料分散整理困难与国内研究资料的贫乏。《水浒传》重要的本子分散于世界各地，中国、日本、欧洲平分秋色，每一区域中又散存好几处，在《水浒》研究中，能够掌握半数重要本子的并无几人。国内在简本方面整套公开影印的善本仅“评林本”一种，仅限印一千套，流出海外的寥寥无几，研究者见过此书的不多。其他简本像“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在民初极为易得的清刊本，现在也凤毛麟角了。[9]正是这类研究所必须的版本资料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水浒》简本系统研究的进程。 　　因此，《水浒传》简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