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丐帮帮主到社会企业家.docVIP

从“丐帮帮主”到社会企业家 张淑琴 办村子的初衷 大家好！我是太阳村的发起人兼主任，叫张淑琴，孩子们叫我张奶奶。社会上很多人说是我丐帮帮主。大家就叫我张姐吧。从1995年到现在，我一直帮助照顾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子女，到今年12年了，从47岁跨越到59岁。我以前是陕西女子监狱的高级警官。那时还是监狱报纸的一名副主编，去监狱完全是因为警服的吸引，在文革的时候，对那种扎着辫子，腰间别着皮带，黄色的警服的女警特别喜欢。所以从一个山村的医生，到监狱的卫生报社工作，动机就是那身警服、监狱的神奇神秘、还有挖掘创作的素材。我从开始当警官时就对女子监狱感兴趣。特别是对女性杀人犯：这些女性平时连鸡都不敢杀，为何要杀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要杀人，我从一个警官的角度都想知道。此外，我是一个作家，很早就发表作品，写电影剧本，因此从女性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母亲的眼光都很关心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当时我算是监狱系统去服刑人员家庭访谈最多的一个人，写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涉及的大都是这些女性的孩子。 具体地说，我在一个暴力型的队工作，里面的女犯都涉及抢劫，杀人，放火等重罪。由于女子监狱的劳动相当于一个服装厂和箱子厂加之没有男犯的参与，她们搬运组做装车、卸车的活-----算是我们里面最累最辛苦的活。我每两周去一次队里都会和她们一起劳动，帮助搬纸卷什么的，她们很信任我，胜于自己的中队长。基于信任，很多犯人愿意和我谈心，谈得最多的是孩子和家庭，一提到这个，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有的说，张老师，能帮我看看孩子吗，我几年没见着了。有的说，我每晚梦见孩子，精神都不正常了。有的犯人为了孩子逃跑；有的因为太想孩子而白了头发的。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女犯精神错乱，特别思念孩子，晚上在床头把自己的脖子绑上绳子，一边叫着孩子的名字，一边绞着绳子，第二天把自己勒死了。我也是一个母亲，很理解和孩子分开是多么的残酷的感受。所以即使是在当知青做乡村医生那样艰苦的时候，我也坚持随时背着抱着孩子。于是我都会把访探后了解到的孩子的情况告诉他们的母亲，有时孩子没有消息，我就编些平安的消息，给他们安慰。 后来一件事让我触动很大：有一对夫妇，丈夫被判17年，妻子是15年，两人都不知道5个孩子的消息，我知道后让他们把地址给我，我去探望，临走时妻子给我两双鞋底，小裤头，一斤糖。我很触动，一个妈妈即使是在监狱里，心里始终离不开孩子。我到她家一看，发现情况很糟----奶奶和大女儿都得了重病。我很担心，要是孩子停止喘气了怎么办，奶奶去世了怎么办？最小的孩子才4岁呢。看看四周：昏暗的窑洞，破碗摆在桌上，一个小孩牙掉了，都穿得破烂。。。。于是我拉着其中一个孩子直奔公社，告诉负责人这5个孩子的爸爸在监狱受嘉奖，妈妈表现也很好的情况，很不满他们怎么能让一个奶奶抚养5个人，还失学，吃不饱的状况出现。要求村子帮忙他们打理庄稼让其父母安心改造。他们态度很好，一边感激监狱的周到一边答应我的要求。可孩子还是死了。我去了她的坟头看，待了很久：一个14，15岁的朝气的孩子，就因为没钱治病，就眼睁睁看着她死去，还有什么比这残酷？那坟头的草，我没去整理，感觉每拔一根草，就像是拔孩子身上的东西，她会疼。我在文章里说：不知道下次去的时候，孩子坟头的草是否还是绿的，她是否还期盼父母的归来；他的眼睛是否是张开的，但我肯定她心中的盼望；我不知道孩子的嘴是否张着，但是我肯定她在呼喊亲人；一朵白云向远处飘去……写完以后，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这篇文章登出后，一百多信件寄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其中有这个女孩父亲的信，他说我实在对不住我的母亲，不但没有赡养她，孝顺她，还把这么大的担子给她，是个没能力的人。。。。。。这些都让我揪心。可是我们国家监狱法19条明文规定服刑父母不能携带子女入狱，据解释是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成长云云。可是在我去香港时却看到迥然不同的情形，女子矫正所里允许有孕妇存在和妈妈带着宝宝一直到孩子4岁离开监狱，还专门设了孩子的游戏房间，当妈妈劳动时，孩子就在里面玩。他们认为把母亲和孩子分开很不人道很不道德，从反面说亲情有助于犯人的改造。我本人同意香港的这种做法。国内呢？我们儿童村的孩子去看妈妈的时都要隔着东西，要么是玻璃，要么是网，孩子只要把小手伸进去摸妈妈的脸。我很难受这种情形。 在陕西少年劳教所里，有的孩子才12，13岁，加上发育的晚，那个小手腕细的让人心疼，连手铐都铐不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应该在父母在家人在老师身边，怎么能到这里来？翻开他们的档案，触目惊心：杀人，抢劫，强奸。。。不断的深入，我发现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了，主动申请调到陕西省法律研究所做调查员专门从事预防服刑人员子女犯罪的研究。1995年，我们在陕西省正式注册了一个“陕西省回归研究所”的民间组织，目的是促进服刑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和其子女早日回归作为儿童的权利和快乐。1996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