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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文献综述 　　农民工问题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自2001年陆学艺、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①”的概念以来，学者们掀起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热潮。本文将国内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概括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整体状况、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建议等几个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析 　　学者们都认识到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认为我国的农民工已经分化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不同的群体。还有的学者根据农民工拥有资本和雇佣方式的不同，认为农民工已经完全演变成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相当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业主（老板）、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打工仔）。[1]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目前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2] 　　本文认为，“新生代”这一概念在2001年由王春光首次提出，其后许多的学者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了研究，在社会发展的10年历史进程中，新生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应该有所扩展，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以及产生的新需求。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看待，而忽视这一群体已经出现的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表现不一致。因此，本文的任务在于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以及影响他们留城意愿的因素。 　　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整体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文献，整体上一致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留城意愿。[3]有学者认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城市二代农民工在城市接受教育，毕业后直接留在城市就业与生活，对定居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4]；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文化观念及行为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烈的留城意愿[5]。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问题上，已有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如农民工内部已经分化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分化，在留城意愿的选择上并不是一个高度一致的整体，在他们内部存在着留城意愿和能力的差别。现有的研究都把新生代农民工当成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没有在新生农民工内部区分出是哪部分群体的留城意愿更强烈。第二，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多立足于城市或研究者自身等“他者”的视角，难以与农民工主体进行视角互易。应该说，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视角探讨其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合有着现实和政策的意义。 　　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比较多，他们认为，下列因素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1.个体特征 　　有学者认为年龄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小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能力越强，自我认同感及未来归属城市的倾向越强。[6]有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性别构成比例、文化程度、社会网络构成等各方面都显著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留城愿望和城市利益诉求。[7] 　　2.制度因素 　　制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一项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工稳定预期的社会制度等几个方面。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确定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确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认为自己必然是要回到农村去的，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意愿[8]；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二元户籍制度安排造成了市民（包括一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执法者）对农民工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行为上狭隘偏激的歧视，增大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9]。有学者认为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把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在内的整个农民工群体都限制在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低廉的工资水平、工作的不稳定性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意愿。[10]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是影响他们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11]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城市制度安排中，没有为进城农民工描绘出任何稳定的前景，忽视了给新生代农民工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从而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12] 　　3.其他因素 　　有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亲属规模、相识规模及配偶状况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13]有学者认为劳动强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考虑因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