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校园欺凌法制的研究.docVIP

日本校园欺凌法制的研究 　　摘 要：校园欺凌现象一直以来为日本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2011年的大津校园欺凌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对此，日本社会呼吁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在大津欺凌事件影响下，日本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公布了《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该法出台后，学界对立法进行了评价，认为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关键词：校园欺凌；立法；教育委员会；教师 　　中图分类号：DF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55-08 　　DOI：10.14156/ki.rbwtyj.2015.02.007 　　校园欺凌是指由学生实施的对其他学生造成心理上或物理上的影响进而使其深感精神痛苦之行为，日本社会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始于1980年前后[1]，但在2013年之前，日本未对预防和规制校园欺凌制定专门的法律，学校及有关机关应对欺凌问题所依据的是文部科学省出台的措施或通知a。此外， 教育再生会议于2006年发布的《欺凌问题紧急建言―面向教育者和国民》也在指导学校规制和预防欺凌现象方面发挥一定作用b。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中期，日本曾两次掀起校园欺凌问题大讨论热潮，其直接原因是有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而自杀[2]。但在此两次大讨论中人们尚未对学校的不作为提出过多批评，也未更深入地研讨立法问题，更多的是对禁止校园欺凌的意义以及如何采取有关预防措施进行讨论。2011年9月，日本大津市某中学发生一男生因遭受欺凌而自杀事件，该事件在日本社会引发巨大反响，掀起校园欺凌问题的第三次讨论热潮。透过大津事件，人们对学校和教师熟视无睹的态度和行为深感震惊，也要求重新审视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关系及其各自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大津校园欺凌事件直接推动了政府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强化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和规制成为社会共识。在大津事件推动下，日本于2013年6月公布《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但也不得不承认仓促之间制定的这一法律尚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改正之处。 　　一、校园欺凌立法的背景 　　2011年9月29日，滋贺县大津市某市立中学2年级学生在学校体育馆遭受其他3名同学的暴力行为（用布条将其身体捆绑，口贴胶带），10月8日，实施暴力的学生又到受害学生家中盗走贵重物品及钱财。受害学生于10月11日从自家住宅跳楼自杀，自杀前一天曾发送邮件给加害者声称自杀，但加害者未予回应。学校及当地教育委员会在最初阶段极力逃避责任，主张并未发觉存在欺凌事态，自杀行为与校园欺凌无因果关系。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对该事件以全校学生为对象先后进行过两次事实调查，很多学生声称加害学生对自杀学生存在欺凌行为，但学校并未向社会公开全部调查结果。自杀学生的父亲虽从校长手中获取了调查结果，但校长告知其由于涉及学生个人秘密，不得向外界透露，并签订了保密契约，这一结果使得死者父亲无法向死者的同学征询信息，其后，死者父亲再次请求全面公开信息，但教育委员会将开示的文书几乎全部涂黑，对此，死者父亲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不久之后，在社会舆论和有关证据面前，学校转变了态度，承认自杀学生所在班级班主任及其他教师收到过该学生遭受欺凌的申告，其他教师也将有关事态书面反馈给了校长。但是校方和教育委员会仅承认存在欺凌事实，不承认自杀与欺凌之间有因果关系。2012年8月，大津市成立了由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共5人组成的“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2013年1月31日，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自杀的直接原因为遭受欺凌，并且否定了教育委员会和加害者家长的“家庭环境也是导致自杀原因”的主张，认为导致自杀的原因除了欺凌行为外无其他诱因[3]。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加害者自2011年9月初就在教室、卫生间、走廊等场所多次对自杀的学生实施各种欺凌行为，包括直接的暴力和语言行为。调查委员会认为该事件当初曾有多名学生向班主任反映存在欺凌现象，但班主任未能对学生的反映采取确切的对策，未对学生的申告给予高度重视。在学生向多名教师反映情况后，多名教员认为可能存在欺凌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班主任和学校，但学校最终未能将有关问题作为欺凌事件对待，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在探明事实和真挚检讨方面过于懈怠，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 　　大津校园欺凌事件在日本社会引发了激烈反响[5]，有教育评论家认为，学生能够向教师申告欺凌问题甚为难得，但教师表现出极端的麻痹，这反映出教师素质有待提高。教育委员会在教育活动中也存致命问题，但教育委员会对此缺乏认识，此外，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之间有必要建立起相互评价系统。也有教育家认为，大津欺凌事件折射出教师队伍中存在遮丑倾向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反映出有必要打破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之间 “老板与小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