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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中日海路交通线的研究 　　摘 要：《日本犯华考》是明万历年间兵部侍郎殷都所著。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到倭寇犯华的轨迹，勘知万历朝倭寇仍然在中国东部沿海骚扰。同时，可以明确的看到中日之间海路交通线与风向、季节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从五岛或萨摩州出发的到达中国东部沿海诸省的三条主要的海路交通线，以及适合航行的季节。我们要把握好中日间海路交通线航运规律，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 　　关键词：万历年间；海路；交通线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35-02 　　 　　 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两国的使节和商贾等往来络绎不绝。1784年，日本发现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据考察为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那一枚印缓。据记载：“旧百余国，汉朝有朝见者，今使所通三十国。”①特别是隋唐时期，中日交往更是频繁，大批日本学者、僧侣来到中国求学，中国也派遣了一批学者到日本讲学，传播唐文化。但此后，中日交往盛世的光芒逐步消退。特别是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明朝援助朝鲜抗击日本的入侵，中日间在朝鲜半岛上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日本惨败，明朝廷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更是给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时此刻，中日之间交往趋近冰点，朝贡贸易阻断，民间交往减少，另一方面倭寇的出现，给中国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明朝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压力。 　　就倭寇活动的时间而言，一般将倭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宁波事件为契机，中日关系恶化，朝贡贸易断绝，明朝廷对日本十分不信任，并关闭了市舶司。明世宗曰：“夷姓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之司官严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遵，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交通以滋祸乱，余如所拟。”②在这种背景下，嘉靖十八年后，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二次进贡，明廷才没有将宁波事件同倭寇的再起牵在一起。只是大内氏独占入明船带来的利益，而不能取得其利益的其他商人和豪强转而去从事走私贸易， 这也是不得已的结果。不仅如此，在靠近宁波的双屿， 葡萄牙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加入了那一带公开进行的走私贸易。③倭寇再次猖獗就势必不可避免了，此时正处于嘉靖后期至隆庆时期。这个时期倭寇的主体不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一些大的地主、乡绅面对明政府采取的禁海政策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与部分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成为了新时期的倭寇。其犯华的半径进一步扩大到了中国经济相对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明神宗登基之后，倭寇入侵人数少、规模小。此时的倭寇，特别是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后，势力进一步衰弱，有确切记载的共计仅有六次，分别是在万历三十二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六年。④但是，万历中期以来，边备废弛，政治腐朽，内乱不息，对于倭寇而言就有了很大的机会。 　　基于防范倭寇的需要，中国一批士大夫开始研究倭人犯华的海路交通线及其规律。这就促使倭寇犯华在给中国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中日之间海路交通线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明神宗万历中前后，兵部侍郎殷都，字无美，号斗墟，嘉定人，⑤著有《日本犯华考》一文，记述了倭寇犯华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包括倭寇犯华的海路交通线以及同季风变化之间之关系、防守策略等。以此我们可以看出倭寇问题依旧是明朝廷的重大忧患，兵部还在为此劳心劳力。 　　一、《日本犯华考》概述 　　《日本犯华考》由于作者生卒年不详，所以难以考究其成文具体年代，但从文中可以窥视到此文必定成于万历二十年之后，因其记述的历史事件刚好止于万历二十年。其文不长，现抄录如下： 　　日本古倭奴国，去中土甚远，隔大海，依山岛为国邑。其地东高西下，东西数千里，南北数百里。九州居西为首，陆奥居东为尾。山城居中。其国君以王为姓。历世不多。汉时来朝者三十余国。历东汉魏晋宋隋皆入贡。唐咸亨初，更号日本国。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贡。永乐以来，国王嗣立，皆受本朝册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统郡。附庸之国百余。国初十年一贡。由浙宁波还于京师。其人凶狡无信。洪武中，数为边患。沿海设备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乱，始纪贡路矣。三十二年，挟愤深入畿甸，所过劫焚；虽费朝廷百万歼削之，照示无大志也。万历二十年，关白以华人篡夺山城君，吞并海外六十六岛，大举入寇，攻破朝鲜，虏王子陪臣，留兵屯驻釜山西生浦，诡词以要中朝封贡，其实寓窥伺辽左天津之意焉。幸奈天子圣明，敕谕禁讦；万里海防，一戒谨备。今考其人寇之路，其西北至高丽也，必由对马岛开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萨摩州开洋；顺风七日，其贡使者之来，必由博多开洋，历五岛而入中国。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则随风所之，东北风猛，则由萨摩或由五岛，至大小琉球，而视风之变迁，北多则犯广东，东多则犯福建；若正东风猛，则必由五岛，入天堂官渡水而视风之变迁，东北多则至乌沙门分舵，或过韭山海闸门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