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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早期乡村教育实践的研究 　　[摘要]梁澈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对当时的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的改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以后的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启示。曹州办学是梁漱溟经历的一次早期教育实践活动，对他的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以及他最后走上乡村教育的实践道路都有重要影响。文章主要通过梳理、分析梁漱溟曹州办学的起因、宗旨和失败的原因。揭示梁漱溟从事乡村教育的思想动因及其转变过程，从中也可以反映出梁漱溟独特的教育追求和价值情怀。 　　[关键词)梁漱溟；曹州办学；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1-0154-04 　　 　　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试图通过改良教育，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和建设乡村，从而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的洪流，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探索。梁漱溟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他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六年的乡村教育改造和乡村建设活动，形成了一整套蕴意深刻，系统而完整的乡村教育理论，为我们在近一个世纪探索改变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落后面貌的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是以其东西文化哲学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曹州办学是梁漱溟的一次早期乡村教育实践尝试，它引发了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进一步转变，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梁漱溟于今仍不无助益的教育情怀和价值追求。 　　 　　一、曹州办学的起因 　　 　　梁漱溟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从1918年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北大教职时开始的。在北大任教期间，正如他最初声明的那样：“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在当时西风日炽，言必欧化的情势下，梁漱溟不能不对西洋文化作一番研究，于是便有东西文化之比较一说。比较的结论，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走的是三条不同的发展路向，西洋文化“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遇到问题都对于前面去下手”，代表文化发展的第一路向；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代表文化发展的第二路向；至于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它代表的是文化发展的第三路向。在这里，除开印度文化暂且不论，就中西文化而言，梁漱溟认为，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无高下优劣之区分，只有发展的路向不同。 　　在梁漱溟看来，既然中西文化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向，那么，中西教育自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在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由此，梁漱溟认为中西教育“各有其侧重之点是很明显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重在情志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两种教育亦无所谓孰优孰劣，只是彼此各有得失而已。就知识的教育而言，“西洋于此而得，中国于此而失”，而在情志教育一面，“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然而，反观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却不能不引起梁漱溟深深的忧虑：其一，重知识轻情志。他认为“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接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以此教人的”。种用“强知的方面去作主，根本扰乱了生活之顺序”；其二，由此产生的教育方法不对。现在常常把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志教育，比如教训、惩罚等，至于自孔子以来借礼乐来调理情志的方法则荡然无存，“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其三，忽视青年身心发展和生活道路的引导。梁漱溟指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但是，“现在的学校虽也说什么训育，讲什么体育，但实在全不中用。”“他们始终不肯与青年为友，所以说不到帮着他走路，所以说不到教育。”正是据于此种认识，梁漱溟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改变这种“不中用”的教育，要帮着青年走路，给青年以人生道路的指点。 　　就在梁漱溟苦苦思索中国教育出路的时候，其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王醒吾介绍他认识了山东臣绅王鸿一。王氏曾为前清秀才，后留学日本，加入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后曾任菏泽县小学校校长、曹州府师范学校校长、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和山东省议会副会长。据梁漱溟所言，王氏“广有韬略，视野远大”，以建设中国为己任，故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