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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环境罪刑法规制疑难问题的研究 　　在近期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国环境保护部部长专门就污染环境犯罪刑法规制问题召开记者会，明确强调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让违法者不仅受到行政处罚，严重的还要受到刑事处罚。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环保部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性质恶劣的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同时全国共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修改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加强民生刑法保护的重要举措。《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本条的罪名确定为污染环境罪。污染环境罪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定罪门槛、扩大了有害物质的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强化环境安全的刑法保护。经过近年来的实践，环保部、司法机关查处了相当数量的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然而，环境污染罪在污染行为的违法性判断、犯罪结果量化认定、单位犯罪自然人刑事责任确定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多难点争点，有必要充分运用刑法原理论证相关适用归责，为环境犯罪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一、污染环境罪违法性判断问题 　　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处理危险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只有“违反国家规定”才构成污染环境罪。违法性分析是司法机关判断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本罪极为重要的工作。污染环境罪违法性判断主要涉及“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界定与行为人对此的主观状况认定等具体问题。 　　（一）“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界定 　　刑法第九十六条将“国家规定”的最低法律位阶确定为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决定、命令等。据此，刑法理论上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污染环境罪“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等。然而，由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尚未形成完备的规范体系，大量环境监管任务仍然需要依靠更为细致的国家级部委规章予以调整，如果将污染环境罪“违反国家规定”限定为国务院法律文件位阶以上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将难以对涉嫌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违法性判断。 　　以渤海油田溢油事故为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共同开采海洋石油过程中因操作平台泄露溢油引起严重海洋环境污染。 对于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处置石油的经营业务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问题，现有的法律依据是《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行政法规依据是《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由于上述海洋环境法律法规制定时间较早且规定较为原则，难以对涉案单位从事海洋石油开采作业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是否存在违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查。而国家海洋局《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若干问题暂行规定》、《海洋石油开发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程序》、《海洋石油开发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暂行规定》、《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办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响应执行程序》以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等国家级部委规章对于海洋石油开采行为的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价、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致规范。上述部委规章对于各个环节海洋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提供了具体的审查依据。 　　可见，基于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现实，污染环境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判断在实践中不能脱离国家部委规章。污染环境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不应局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等规定，有必要覆盖国家有关部门规章。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违法性规定，通常是一种原则性、概括性、宣示性的禁止，司法机关很大程度上只能根据此类前置性法律规范对行为的违法性进行一般化的把握。国家部委规章是一种具体化的环境保护规则设计，在现阶段必须成为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细致分析涉案环境污染行为违法性的重要判断依据。部委规章是法律法规的细化解释与具体应用，司法机关完全可以充分运用规章规定更为具体的优势，更加精确地分析涉案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从而实现污染环境罪违法性司法审查的精确化。 　　（二）“违反国家规定”的“明知故犯” 　　经过《刑法修正案（八）》完善后的污染环境罪仍然延续了原环境污染责任事故罪的“违反国家规定”要件。司法机关必须证明行为人对于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等国家规定具有“明知故犯”的主观状态。但“明知故犯”只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法律判断，而非刑法规范意义上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