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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年代新探 　　一、关于中国秘书工作起源的两种不同观点　　关于中国历史上秘书工作究竟发端于何时,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是随文书的产生而出现的。探讨中国文书的起源,必须紧紧抓住两点:一是中国文字的出现,二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出现。”因此,公务文书的出现也就是秘书工作的出现,“不但是在有了文字以后,而且是在有了阶级统治以后才有可能。”(李欣等编着《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的阶级社会始于夏代,根据上述观点,中国的秘书工作发端应该是在夏代,也就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出现以后,距今四千年左右。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刘登山先生,他直接指出“秘书工作产生于夏代的奴隶社会”。(《秘书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根据这两个条件,“可以推断,从广义的范围来说,我国的秘书工作起源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即黄帝至禹时期,约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一百年之间;从狭义的范围而论,它起源于黄帝时期,即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四百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晚期,最迟当启端于尧舜时期。”(杨剑宇《中国秘书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0页)　　二、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　　上述两种观点都把文字出现作为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即使秘书工作可能实际产生于文字出现以后,但从理论上说文字的出现并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　　把文字的出现作为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公务文书就是公务活动中产生的文字材料,有了文字才会有公务文书;有了公务文书才会有撰写、处理和保管公务文书的秘书人员,才会有秘书工作。这一推论一个隐含前提是:秘书工作就是有关公务文书的工作,没有文书工作也就不会有秘书工作。这一前提是不符合现代秘书学观点的。　　现代秘书学认为,秘书是为领导或雇主“提供辅助管理、综合服务的人员”(陈合宜着《秘书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8页),秘书工作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就是按照《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的解释,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是“以为领导者的工作运转和决策服务为宗旨,在办文、办会、办事等方面从事参谋性、助理性工作”。(该书第144页)“办文、办会、办事”这三个主要方面,只有办文一项是以公务文书为工作对象,其他两方面虽然也会用到文书,但文书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或必然产生的结果(现代社会有哪一项工作能脱离文书呢)。　　根据我们对我国各级各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室所承担的实际工作的调查,秘书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政务性工作,即直接为领导决策服务的综合性的工作,包括调查研究、信息工作、协调工作、督查工作、议案建议提案工作、参谋咨询、文稿撰拟等;2、业务性工作, 即秘书部门承担的带有专业性质的工作,包括文书工作、档案工作、资料工作、会务工作、信访工作、保密工作、网站管理、谈判事务、公关工作等;3、事务性工作,即秘书部门承担的一些机关具体事务,包括领导日程安排、随从工作、通信联络、接待和礼仪工作、值班和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关日常事务管理等。以上列举的具体工作有二十余项,而其中只有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是以公务文书为工作对象的。因此,尽管文书档案工作是秘书部门诸项业务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工作,但秘书工作的范围则远远大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范围。由此可见,文字的出现只是文书档案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　　关于文字或公务文书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这里还有两个旁证:　　第一,我国古代的契丹族,自公元4世纪起即活跃于北方,其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到7 世纪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9世纪末进入奴隶制社会,916年,原来的部落联盟首领阿保机称帝建立辽国,而直到这时,契丹族仍然没有文字,“刻木契记事”。920年,阿保机才命从侄鲁不古和突吕不创制契丹文字。而在这之前,契丹族的部落联盟管理活动和建国过程中,早已有了秘书工作。与此类似,北方女真族在1115年建立奴隶主国家“大金”之后,才创造出女真文字。(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的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少数民族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或奴隶社会阶段,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不使用汉字,其部落内部进行管理并不使用公务文书,但其首领(酋长)却配助手,这些助手帮助酋长作一些收集信息、传达命令、筹备集会和对外联络等工作,这些工作显然具有秘书工作的性质。　　三、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　　秘书工作既然只能定义为“以为领导者的工作运转和决策服务为宗旨的参谋性、助理性工作”,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