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汉溪主持时期新闻报经营管理的策略.docVIP

汪汉溪主持时期新闻报经营管理的策略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上海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自福州路至南京中路一段），由中外商人合组私人公司，公推华盛纺织厂英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民国五年，改组为美国公司，汪龙标（汉溪）任总理。在汪汉溪的经营管理下，《新闻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报。虽然比《申报》晚创刊21年，但是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当时的老牌报纸。 　　《新闻报》创办时日发行量仅300余份，到汪接手时日发行1万余份，行销江浙及长江流域一带。此后，《新闻报》至1919年日发行4.6万份，1924年日销14.1万份，最终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主要归功于汪汉溪独特的经营管理策略和办报能力。 　　“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急剧堕落，威信扫地，大批其他报纸也因接受津贴卷入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中而陷入毁灭境地，以致社会对政党报纸普遍唾弃。为了给《新闻报》开拓一条“安全”发展的道路，1899年，《新闻报》提出了“经济独立，无偏无党”的办报方针，力图使报纸四平八稳，既迎合广大读者的心理，又“不开罪于巨室”。 　　汪汉溪认为，党派角色与经济弊弱，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加上政治环境恶劣，足以毁灭任何“舆论公器”。所以在办报方针方面，汪严格遵守这八字方针，抱定“经济自立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坚持“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的员工聘用原则。 　　由于是外商报纸，《新闻报》敢于揭露社会中欺压百姓的黑幕，抨击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刊载《申报》等大报不敢刊登的新闻，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欢，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声望和发行量。 　　差异化的市场定位 　　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里，汪看到虽然报纸云集却没有一份以刊登商业经济消息为主的报纸，如《申报》侧重于政治，《时事新报》以学术见长，《时报》则以体育和娱乐新闻为主。《新闻报》最终定位以经济新闻为主，服务于工商业者的需要。 　　根据这一定位，1921年4月15日，《新闻报》开辟经济新闻专栏，“每日发表证券、纱布、粮食等行情以及世界各国货币汇兑涨落情况”。1922年又增辟“经济新闻版”，重金聘请徐沧水、朱羲农、冯子明等为编辑主持业务。每天刊登市价一览，提供详细物价信息，有时还请经济专家对商情和市场变化进行分析。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无误，报社每月以固定报酬在各行业中聘请业余访员，以期其能在市场行情变动时及时报告情况。最终，《新闻报》以信息的及时充分翔实赢得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喜欢，发行量渐增。当时，不仅上海的工商界，大至工厂、公司、洋行，小至澡堂、理发店，都订阅一份。江南各县镇较大的商号，凡需向沪批发，要随时了解上海行情的，也都要订阅《新闻报》。因此，《新闻报》成为长海唯一的“柜台报”。 　　当时，上海各大报纸的“本埠新闻”大多较简单，有的只是刊登几段官厅批示以及公函、公告之类的文章。汪任总经理时，该报首创了在诸如会审公廨、救火会、巡捕房、医院等处“特约报事员”制。这些地方一有最新案件、灾难、疫情等消息，这些报事员就会迅速及时地向报社通风报信。 　　多方尝试提高报纸的发行量 　　为使上海读者都能在上班前读到报纸，汪汉溪首创分区派报的办法，分五区，每区租一家电影院为派报点，一清早就向报贩提供报纸，改变了原来报贩来报馆批发的习惯，大大缩短了送报的时间。 　　之后推广外埠发行，汪汉溪在发行科之外增设 “推广科”，其任务为研究邮政路线，推广外埠发行。1899年汪接手时日销仅1万余份，主要集中在江、浙及长江流域一带。由于这些地方承销人不甚得力，他便延聘专职推销人员，到各地“视察”，次第设立分馆、分销处，以后逐渐推广。先在江浙及长江一带，进而及边远省份，20世纪40年代中期，分馆、分销处已达500余处。 　　为了与杭州地方性报纸竞争订户，解决运送报纸的时间差异，汪汉溪和报社同人决定在杭州创办附刊。附刊的编辑部自备收报机，收录国内外通讯社的电讯，每晚与上海通一次电话，交流信息，编写成“本报专电”。此外，省、市和各县消息、专栏和副刊均很整齐，且日出对开2～3张，无异于独立的报纸。于是杭州的《新闻报》订户，出一份报费可看两份报，即清晨先收到附刊，下午再看上海《新闻报》，所以，订者十分活跃。 　　加大设备投入 　　当时，上海四大报纸都集中在四马路棋盘街一带，每天破晓，成群的报贩子飞奔前来取报，谁家的报纸出版得早，批发量也就大。为了在发行中占得先机，汪汉溪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1914年7月15日，报社引进巴德式两层转轮印报机，每小时可印报7000多份，结束了该报平版印刷的时代。而《申报》则是在两年后才改用日本仿制的法国立马诺式转轮机。1916年，《新闻报》日销增至3万份，报社又斥巨资购进波特式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