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何种生态伦理-中国社会科学网.PDF

(《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 我们需要何种生态伦理? 甘 绍 平 在 1996年出版于德国的一部颇有影响的应用伦理学教科书中，生态伦理学被定义为 “追 寻人与 自然的伦理上正确的相处”。(参见尼达 吕梅林主编，第347页)事实上，从上世纪70 年代起，相当大一部分生态伦理学课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人与 自然的关系、自然本身是否拥有 价值、为什么有价值等问题展开的。许多生态伦理学家一开始便将生态伦理学项 目同一种所 谓的 “创新理念”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创新理念，传统伦理学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而 生态伦理学却要冲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有关人与 自然之关系的视野，将人类以外的生物种类、 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大 自然都作为以自身为 目的的价值的主体或法人来看待。这些人以动植物 及整个生态系统的 “权益”与 “尊严”的代言人 自居，利用生态伦理学讲坛对 “剥削”、“奴役”、 “掠夺”大 自然的人类进行声讨和审判。在这种阵势下，生态伦理学本应关注的有限的自然资 源在人类中公正分配的问题便被抛到了脑后，因为处理分配公正问题的出发点仍然是将 自然 视为工具与手段的人类中心主义。 但正如另一些生态伦理学家指出的那样，这样一种以抬高大 自然的价值为主 旨的生态伦 理学将人们引入了歧途，它使生态伦理学完全跑了题。从历史上看，是环境问题，而不是所谓 大 自然本身的价值问题 ，才是生态伦理学由兴而盛的原因。从60年代起，西方工业国家就已 经感受到环境污染的危害性，随后出现了罗马俱乐部的 《增长的极限》、((2000年的全球》等报 告，目的即在于唤起全球的环保意识，从而为人们的持续生存创造出一个合宜的空间。生态环 境问题因此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通过 自然环境与后代有着某种关联；我们破坏了环 境 ，后代就无法继续生存。我们正视这一环境课题，目的在于消除与避免我们的行为给后代在 生态环境上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从而使人类的自然生存基础赢得长期的保障。因此，生 态伦理学的核心从理论上讲是代际公正的关系问题，而从实践上讲，生态伦理学必须最终转变 成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经济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可见，生态伦理学本来是一个理论内涵 并不复杂的学科 ，但经过某些生态伦理学家的操纵，它却成了一门以对 自然本身价值的探讨为 核心的 “深奥无 比”、“争论激烈”的新兴学科。 一 、 从痛苦中心主义到自然中心主义 如前所述，30年来相当大一批生态伦理学家的研究重点不是代际关系问题，而是人与 自 然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是大 自然本身的价值与道德定位问题。但在以强调大自然的价值与 49 权利为特征的非人类 中心主义阵营中，又有痛苦中心主义 (Pathozentrismus)、生命中心主义 (Biozentrismus)和 自然 中心主义(Physiozentrismus，亦称宇宙中心主义、“整体论”)的区分。 1．痛苦 中心主义：主张应将对人类的道德尊重扩展到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上。换言之， 除了人类之外，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也有 内在 的价值，因而也应得到人类道德上的重 视。在这里，判定道德客体是否拥有 内在价值的标准，并不是该客体的物种属性，而是其感 受性，是其痛苦、恐惧、紧张等精神状态。一句话，有感知能力的生物 自身的 “主观状态” (主观感受性)被认定为是其 内在价值的载体。坚持痛苦中心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边 沁、叔本华、卢梭、伏尔泰、辛格、施悲曼(R．Spaemann)、比恩巴赫尔(D．Birnbacher)等。 显而易见，痛苦中心主义理论体现的是一种同情伦理，它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原则为出发点，将对人类痛苦的同情扩展到了特定的生物身上，从而为人们应当如何正确 对待有痛苦感受性的动物，并借此塑造、形成一种仁慈的道德情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方案。 康德早就说过，对大 自然任意妄为，会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恶果。为了使人类的道 德品格得以形成、巩固和完善，就应从善待 自然人手，富于同情心地对待动物，培育优雅的 审美情趣。很难想象，一位在为人处事方面能够表现出高度道德敏感性的人会虐待动物、踩 死花朵。总之，痛苦中心主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