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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持续竞争优势问题的研究 　　内容摘要：关于“浙江模式”所带来的区域竞争优势能否持续的争论已成为现今区域经济的一个研究热点。浙江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制约。本文主要探讨了浙江经济经过近30年的发展，是否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 　　关键词：浙江经济 区域发展 内生经济发展 企业能力 　　 　　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困境 　　“浙江模式”发展所带来的区域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下去的争论已成为现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短短三十年，浙江一跃成为全国最富裕的省份，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十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工业的快速增长是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浙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保持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经过30年的发展，浙江经济发展也开始面临困境，早期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认为是“落后生产力”，是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面临着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向高附加值、高端产品的发展过程中，浙江一大批中小企业何去何从？浙江的成功是否还能持续？是否需要以“腾笼换鸟”的方式改变原有的工业基础，换之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上升到理论层面，内生发展的经济区域的持续竞争力从何而来？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某个区域的特殊问题，也是关乎我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现实问题。 　　本文把微观企业层面的相关理论引入区域研究，以企业作为区域竞争优势的基本分析单位和微观基础，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出发向上拓展，力图推出区域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相关研究综述 　　最常为区域或集群理论所关注的是劳动分工（Marshall，1920；Romero，1987；Porter，1990；Garafoli，1991）。显然，劳动分工（专业化）对区域优势的建立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劳动分工的体系是如何在一个区域内部出现的？这种劳动分工体系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多大的作用就显得解释力不足。 　　增长极理论认为，通过要素的引进（如吸引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能够带动本地企业的发展，于是国内很多区域竞相大搞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试图以此作为本地经济的发动机，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王缉慈，2001）。但是，增长极理论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要素引进到实现本地经济发展之间的连接环节，即必须要有本土的企业主体来整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和要素，并进行消化、吸收，转化为内生能力，这样才能推动区域的发展。否则，作为增长极的企业和技术的外来迁徙不能使得本地“自动”拥有转移的知识和能力。例如，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并不能带动周边企业的发展，企业与外界有严密的组织边界和能力壁垒，企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并不能主动扩散给其他企业，自动达到增长极理论的“理想”状态。 　　比较优势理论也长期指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条件是比较优势战略制定的核心。其逻辑是：区域在资源结构的基础上选择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而资源结构的升级自动带来技术结构的升级。然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并未真正导致区域技术结构的升级。浙江的区域发展也并不是基于资源结构的发展，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兴起和发展的初期，即30多年前的条件下可能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尽管大行其道，却不能真正发现浙江经济发展、企业能力提升的源泉。因为如果当年浙江发展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在30多年前工业基础薄弱，自然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落后的资源禀赋下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相比于这些静态的、事后的解释，演化经济学基于对企业能力和动态发展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演化经济学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1991）。Best以创新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s）为核心概念，解释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积累等是如何推动区域发展的，用“区域技术能力”、产业生态环境等概念来考察区域对创新型企业的影响，以及区域与企业两个层面的互动及能力提升。他认为“区域技术能力”体现为一个区域的“产业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创新型企业衍生、成长或死亡。与此同时，这些被技术能力和市场机遇驱动的创新型企业，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区域自身的技术能力就被其内生的不断衍生出的企业群体所激发并成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区域技术能力孵化出创新型企业，企业推动区域技术能力升级，而反过来又孵化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企业的本质特征就是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它们并非单纯依靠降低成本来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凭借基于产品、工艺流程和组织方面的创新所带来的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