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主旨的探讨.docVIP

琵琶行主旨的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大半津津乐道于白居易《琵琶行》脍炙人口的音乐描写,而对其取得同样巨大成就的情感思想的描写,却因音乐描写的辉煌成功的影响而少有深入地鉴赏与探讨。显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该首诗歌的主旨所在,这一千古名句,应该可以说是诗人长期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和命运体验的结果。这一名句之所以能出现,之所以能在出现白居易笔下,我想有三个因素:诗人对黎民苍生的人文关怀;诗人贬谪浔阳时的精神需求,诗人与琵琶女人生遭际的暗合。通过这三个原因的探讨,我们应该能蠡测到诗人的痛苦内心和诗作的情感价值。 　　 　　一.诗人对黎民苍生的人文关怀 　　 　　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上被污辱被损害的人以及其它弱势群体,自觉肩负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责任,这是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人格。只要他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主导这些知识分子的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这是封建社会多数知识分子代代遗传的道德思想基因。这一基因密码当然地“遗传”给了白居易,左右着他的政冶态度,也自然而然地支配着白居易的创作方向。 　　身居庙堂之高的时候,自然就有“为民请命”的必要,因而他对百姓就寄予了深深的关怀和同情,诗文中也就闪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当然,白居易总的说来还是摆脱不了时代的阶级局限与文化视野的歧见,但其能把视角目光下移,抛弃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固有成见,通过赏曲品歌互诉心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走进千百万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琵琶女”的情感世界里,这种执着的人文关怀本身还是相当值得称道的,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间情怀。刘征说:“白居易能够冲破封建的等级观念,平等地看待一个地位卑贱的琵琶女,将自己的仕途坎坷,同他的昔为娼家女,今为商人妇的遭遇作类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国古代诗人虽有自比美人芳草的传统,但大都比的是纯洁的少女或者高尚的贵妇,自比妓女是较少见的。”(《文征文集》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句话显然可以看成是白居易人文关怀的最好注脚。 　　这就是白居易,这就是摆脱了士大夫架子后的白居易,这就是战胜了偏见而由上层精英文化走向了下层市民文化的白居易。他们互诉心曲,互换“技艺”(莫辞更坐弹一曲,为群翻作琵琶行),白居易也就在这诗人与娼女心理互动的过程中,达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黎民苍生的关怀之后的一种真情流露。有了这种民间情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情感主旨已是呼之欲出,“怀胎”已久就等适当时机分娩了。 　　 　　二.诗人贬谪浔阳时的精神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关于需要的学说,人有五种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受人尊敬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前四种需要的得到或满足,对于封建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多大问题或难度,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这一最高等级需要的实现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社会为其提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合理合适的工作环境和机会。 　　而这些对于白居易来说,日渐腐朽的中唐社会,已不太可能为其提供了。白居易本来是怀抱大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和才华。无奈现实政冶毕竟不如他读书作诗这么轻车熟路、驾驭自如。人一旦进入了官场就意味着进入了身不由己的游戏世界,谁不守游戏规则谁就会淘汰出局。明哲保身,奉承吹拍,左右逢源,暗结朋党,察颜观色,见风使舵,媚上欺下,阳奉阴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是封建官场人生心照不宣、永处上风的规则和法宝。而他偏偏逆这些官场游戏规则而行事,仿佛天生就是和官场游戏规则作对的人,他利用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等)这把带盐的利刃深深刺向了权贵们的心脏,权贵们终于发现这位敢于傲视权势的才德兼备的读书人不是自己的同路人,普遍认为他是异己异类,于是借其“越职上事”(元和十年,盗杀宰相武元衡,其积极上书捕贼,而他当时并没有此项权利)巧做文章,捏造罪名,终于把白居易贬谪到了荒僻之地江洲去做司马。区区司马是一个无法施展才华的闲适之职。很显然合理合适才尽其用的工作机会与环境没有了,其“志存兼济”、“为民请命”的更高更大层面上的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环境条件也就同时意味着丧失。因此他惨淡经营的精神家园和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也就轰然被摧毁。 　　通往高高庙堂的道路被无情切断,理想人格可以附丽的政冶条件也灰飞烟灭,高层次自我价值需要的实现就必然地渐行渐远。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人生打击,处于焦灼而空虚心理状态下的白居易,就迫切地需要寻求其他的方式来填补和满足业已形成的精神空白。对白居易来说,此时,欣赏音乐尤其是欣赏来自唐朝流行音乐之乡长安的“京都声”就是再好不过的精神抚慰方式了。而白居易的出身地位、人生经历、学识涵养又决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