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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对二氧化碳排放抑制的作用分析 　　摘要：以2015年3月～2016年11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每个月的碳交易总额和江浙沪的平均工业增加值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以遏制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碳交易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江浙沪地区的平均工业增加值与碳交易总额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江浙沪地区平均工业增加值与碳交易总额互为Granger原因。说明现今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碳交易市场的产生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 　　关键词：平均工业增加值；碳交易总额；协整分析；Granger 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4-0293-04 　　1 引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交通和能源的高速发展，排入大气中的CO2日益增多，由CO2浓度增加而带来的温室气体效应，不仅会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同时也是近年来造成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一种以制约碳排放为目的的低碳方案――“碳交易”应运而生。碳交易是为了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一种市场机制，其目的是控制实体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无节制的消耗和破坏。2003年在美国首先建立了碳交易市场，我国于2013在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碳交易市场，如今已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城市建立了6个碳交易市场。根据中国碳交易网站（http：///）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7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8000万t，累计成交金额突破25亿元人民币。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自身的发展与生态的平衡相协调。但目前碳交易市场对我国实体经济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我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否仍然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碳交易市场是否为控制实体经济对环境的污染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于2013年建立，与其进行交易的公司大多为江浙沪的公司。另一方面，江浙沪的经济发展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行列，三地的GDP总额约占全国总额的16.7%（2013年东方财富统计网站），因此，选取江浙沪三地的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加值来反映实体经济发展状况，通过研究江浙沪平均工业增加值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交易量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碳交易平台推出后，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否起到一种引导作用，即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对环境和资源无节制的消耗。 　　2 文献综述 　　大量的学者研究了我国碳交易市场建立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挑战。王玉海（2009）[1]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和趋势，结果表明：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存在着交易价格过低、开发项目领域过窄等问题。潘同辉（2010）[2]经过对碳交易市场的简析，总结了我国碳交易的机遇与挑战，结果表明：我国减排市场潜力巨大，同发达国家合作，一方面能带来减排资金，另一方面带来了平时高价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减排技术。应该抢抓机遇做大做强中国碳排放市场，大力推行节能减排，鼓励金融业介入并大力培养碳交易相关的专业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开创一条新路。周芳（2011）[3]认为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关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也有大量学者进行了研究。闵继胜（2011）[4]用1994～2007年的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产业的大力发展是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使得环境污染产生了负外部效应，无法通过正规碳交易界定来影响微观企业的生产行为，使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反作用有限。叶懿安（2013）[5]运用脱钩分析模型，分析了2005～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耗数据，结果显示：目前长江三角洲的碳排放技术水平偏低，大部分城市工业碳排放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脱钩关系呈现弱脱钩，主要由于产业结构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导致。沈友娣等（2014）[6]以江苏省为例，应用STIRPAT 模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富裕程度、碳排放强度和人口城镇化率，而且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王喜等（2016）[7]基于LMDI模型，对我国1990～2010年不同尺度区域的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表明，我国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持续增长，且空间差异明显，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各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是造成我国碳排放量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碳交易市场作为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