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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语言学的研究概述 　　摘 要：立法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和法律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深入探讨立法语言研究的概况。 　　关键词：立法语言学；研究概述 　　一、国际立法语言的研究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文章或著作对国际立法语言进行研究和梳理。可以说对国际立法语言研究是立法研究的薄弱环节。 　　国际立法语言的研究始于成文法典的出现。法律其实就是法学原理和法律规范的语言展现。因此，不管从习惯法还是自然法的视角，成文法都是立法语言研究的集中体现。《汉摩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是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宗教法，其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根据宗教教义。法律规范、宗教规范、伦理道德不分。在立法语言范式上采用序言、正文和结语三段论式的表述方法。城邦制的希腊，商业经济发达，私法发达，后来的《罗马法》从其成文法中继承了自然法思想。罗马法时期，法学家开始解答法律的疑难问题并通过著述解释法律。中世纪是教会法的时期，教会学者对法律语言和宗教教义进行研究，对神学法典进行编纂，使法律神学的地位得到巩固。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罗马法的复兴”，先后形成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对罗马法进行研究。并在英国出现普通法和判例法。这段时期的法律语言尚未被人们所认识，而是作为法律文本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是孕育在法律研究的母体中的。 　　近代从文艺复兴开始，学者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研究，法律语言从法律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但丁（Dante Alighieri）曾在《论俗语》中指出法庭的语言是“准确的、经过权衡斟酌的”，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曾对立法语言进行研究“法律的体裁应该简明扼要；法律用语应该准确无歧义，法律不要精微玄奥。”（何勤华、贺卫方2006）法国拿破仑法典德国德意志法典都不仅是法典的典范，也是法律语言研究的体现。拿破仑法典以立法语言的准确简明为特征，德意志法典则以立法语言规范严谨为特点。 　　现代国际立法语言研究多从立法起草的角度来建构立法语言学体系。（陈炯2005）埃佛尔斯汀（Everstine）的《立法案的标题》（1948），密勒（George Joho Miller）的《论法的风格》，罗伯特.C.迪克（Robert.C.Dick）《法的起草》（1972），亨利.惠霍芬（Herry Weihofen）的《法的起草风格》（1980）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里德.狄克逊（Reed Dickerson），他一生重视立法起草研究，把立法语言作为立法技术的一部分，始终不渝地与轻视立法起草技术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其代表作是《立法起草》和《法律起草基本原理》。在《立法起草》中，他从起草角探讨立法语言，如标题的确立，法律文本各部分的安排，立法文本，立法文句的组织，累赘与冗长，定义、条件和要求等，几乎涉及立法起草中有关语言的各个方面。布林克认为每一种法律理论直接或间接依赖一种语义学理论，而法律实证主义依赖的语义学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一种正确的语义理论表明意义——或至少指称——并不依赖于使用者关于语词的信念，而取决于对象的特征或与这个语词相符的对象分类。（布莱恩 比克斯2007） 　　国际现代立法语言研究沿袭了其注重实践的法律语言研究的思路，从操作性的起草角度对立法语言展开研究，是其主要特点。 　　二、中国立法语言的研究 　　综观法律语言学演变的过程，法律语言学活动是从立法领域开始的。这与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注重立法活动和立法语言研究有关。（李振宇2007）从中国第一部法律学著作《法经》算起，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 　　中国立法语言的研究最初集中于对法律术语的研究，先秦时期，从名家的“名实之辨”可以看出，在追求名实一致的同时，还体现了立法语言即法律文本语言的通俗性和可理解性的原则。秦汉时期的《说文解字》、《释名》中均有对法律术语的解释。对立法语言的自发性研究在此时开始出现。至唐代出现《唐律疏议》，该书对唐律的法律条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是一部法律注释学巨著，在当时“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从立法语言的角度考虑，则对立法的词语、条款、篇章进行来研究，只是这种分析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宋代《宋刑统》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法律注释，另一部法律著作《律附音义》则是一部较为深入的立法语言研究著作，其中“律音义”部分对七百五十二个字、词、短语做了注释和解析。（何勤华2006）明清时期，注重立法的简明，强调立法应当因时而变。明代由《大明律》到《大诰》到《问刑条例》到《大明会典》。立法不断适应日益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明丘濬指出“立法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明清时期出现大量对法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