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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困境及其消解的策略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具有乡土主义、特殊主义、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封闭主义的基本倾向和特征。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在社会变迁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农民社会心理正发生着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集中表现为农民心理对市场经济改革适应的长期性，农民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土地依赖性减少；农民的竞争意识日益增强，更具开放进取的精神；求知欲增强，农民更加重视知识，渴望科学技术，重视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且，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农民的社会心理在嬗变中也存在一些困境和障碍。 　　一、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 　　从整体来说，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健康向上和积极进取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农民的社会心理层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客观存在。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涉及到参照群体理论，最早使用“参照群体”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H?海曼。1942年，在《地位心理学》一文中他使用这一概念来表示个体在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与之进行对比的人类群体。参照群体理论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T?纽科姆和斯托夫的经验研究后名闻遐迩，之后人们为了对“只有极少晋升机会的兵种（宪兵）比晋升机会较多的兵种（空军）对晋升有着更强的满足感”这一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时提出了“相对满足”或“相对剥夺”观念，相对剥夺现象揭示了参照群体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影响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贫富差距的显性化和扩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时期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且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和思想观念等。应当指出的是，适度的贫富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人的心理失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由于人们一般不会“向下”或者“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者“向前”选择参照物来判断自己社会地位的升降，因此，农村居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二）集体感的弱化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先从农村地区开始的试点逐渐扩展到城市社区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策略以来，政府吹响了经济建设的号角，同时号召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国家针对农民的一些禁令的解除使农民爆发出很高的致富热情，他们积极的奔走在小康之路上，无暇他顾。另一方面由于封建观念的遗留、致富获利的心理依然存在，并且家庭经济压力挤占了农民关注公共事务的内心空间，以及一部分农民对自我管理注意力的疏远等原因，他们逐渐表现出了只对个人事物的极大关心，个人主义渐渐占据上风，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时，往往把个人利益摆在突出的位置加以考虑。农民在集体利益上的冷漠倾向，致使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为减弱，农民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感趋于弱化。 　　（三）求富与仇富的双重经济心态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意识也逐渐取代了小农经济思想，并逐渐为农民所接受。当市场经济在我国普遍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宏观背景下，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合作、商品经济意识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接受，以前那种只靠“种地”养家糊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如果把这种旧观念传递给后代，不但个体自我和子孙得不到充足发展，而且终将在“村社”中失去立足根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社区获得了温饱，在此基础上更多的人有了求富的心理要求。当政府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更多收益时，更多的农民走上了进城务工的道路，只有少数人通过结合本地地理优势与政府的政策走上农业深加工致富道路，同时更多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受教育水平等限制，他们在致富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发现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步入富足行列，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最终并没有压倒他们追逐梦想的信念，但是社会转型期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却使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权钱的腐败交易、潜规则现象，更多的农民在这个博弈规则下失去了耐性，他们从前那种与世无争、知足安乐的心理转化成对腐败致富的仇视，面对生活压力，一方面他们仍然奔走在致富未知的路途中，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腐败致富而为富不仁的人却保持着仇视。这样的复杂心理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身上有着很强的表现力。 　　二、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消解策略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当然主角。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