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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识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摘要】采用繁体字作为实验材料，通过改变词频、简繁转换方式、呈现时间和语境四个维度上的变量探究繁体字的识别特点，结果发现：（1）繁体字的识别受到词频的影响，词频越高，越容易准确识别；（2）单个繁体字的识别受简繁转换方式的影响，体现了框架结构效应；（3）语句中的繁体字识别受语句的语境因素影响，语境越熟悉，越容易准确识别，并且识别的准确率优于单字的识别。 　　【关键词】汉字认知 框架结构效应 部件 词频 语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3-0002-02 　　1.问题提出 　　1866年，Cattlel 发现了字词优势效应，提出了词的整体知觉的思维，而Zeitler则发现了音节在词的识别中的作用，认为词是分阶段知觉的。两者的差异实际上拉开了词的整体知觉和分解知觉之争的序幕（刘伟，佘贤君，张必隐，1997）。汉字分为笔画，部件，整字三个层次，这与英文纯然的左右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整体与分解的问题之争同样存在于汉字知觉研究中。这些争论体现在汉字知觉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上：一种是强调字形整体性，将整字作为汉字识别的加工单元；另一种是重视字形的特征分析加工，把构字笔画和部件看成汉字识别的加工单元（陈传锋，黄希庭，1999）；第三种是介于整字与部件之间的，即认为将部件组合起来的框架结构对人识别单字有关键作用。20世纪20年代，艾伟就发现笔画少的汉字比笔画多的汉字更加容易辨认，彭聃龄、王春茂（1997）以及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为笔画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于笔画效应的批评在于该效应单纯的考虑笔画数而没有考虑笔画复杂性和同一笔画重复性对于汉字识别的作用。张厚粲、张积家（2002）通过实验发现笔画复杂性在被试识别汉字反应时上无主效应，而笔画重复对汉字识别有启动效应，该实验得出了部件是汉字识别的最小认知组块的结论，同时也将组块理论应用了到汉子研究当中，组块（chunking）是一个重新组织项目的过程，基于相似性或其他组织原则进行组织，或者基于存储在长时记忆的信息将它们组织成一些更大的模块。从定义可以看出组块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块（chunk），Miller（1972）对组块进行了最早的研究，提出了短时记忆容量7±2个组块的结论，张厚粲（2002）的研究即在于解答汉字视觉认知最小的认知块的问题；另一个是组（chunking），即块是如何组织成可被感知的认知单元的。汉字不同于英语的地方即在于组的方式，汉子结构更为丰富多样，包括左右，上下，包围，半包围等。周先庚发现字的上半部分较下半部分更为重要；彭瑞祥、喻柏林把一个字分成面积相等的四个象限，发现汉字四周突出笔画是汉字的特征；肖少北用分体字作为实验材料的实验表明被试对汉字结构方式的差异更敏感：这些结论可以用框架结构效应来解释。上述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必须考虑字频效应。很多研究发现笔画效应与字频效应存在交互作用，即高频字的笔画效应明显，低频字的笔画效应不明显（张厚粲，张积家，2002）；框架结构效应与字频效应同样存在交互作用（陈传锋，黄希庭，1999）。 　　本次研究就是通过采用繁体字作为实验材料控制笔画变量，同时利用繁简变化的规律来研究部件、框架结构对汉字识别的影响。在实验二的研究中将繁体字引入具体的语句中，控制语境变量以进一步探究影响繁体字识别的因素。 　　2.研究方法 　　2.1 实验一 　　2.1.1 被试 　　在校本科生30名（男17，女13），控制被试院系，排除中文系和海外教育学院学生，被试年龄在21至24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 　　2.1.2 试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简繁改变方式）×2（词频）×3（繁体字呈现时间）的被试内析因设计。自变量分别为：（1）简繁改变方式：部分改变，整体改变；（2）词频：高频，低频；（3）繁体字呈现时间：30、180、500毫秒。因变量为被试在各个处理水平上的正确率以及平均反应时间。 　　2.1.3 材料和仪器 　　选取常用繁体字540个组成字库，根据其繁简转换方式将其分为部分改变和整体改变两组，并根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音序部分）》把各组字再细分为低频组和高频组，其中低频组字频率在0.078以下，高频组在0.078以上。最后将各小组的字随机分为三组，在每组中考虑结构因素（每组尽量包含上下、左右、包围、半包围及独体五种基本字体的字）和语音因素抽取10个汉字。将得到的12组、共120个繁体字及其对应的简体字（其中有40对为错误匹配的简繁体字）分别做成图片，每个字均为44号黑色宋体，居于图片正中，背景为白色。实验程序利用E-prime心理学软件编制。实验材料呈现在COMPAQ计算机（AMD 64×2）14.1寸的液晶显示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