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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行使职务权利四的原则 　　记者行使职务权利时，应遵循客观性原则、谨慎性原则、限制性原则、及时履行义务原则。 　　 　　一般认为，记者的职务权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于本职工作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比如，报道权、采访权；二是基于工作性质对记者人身特别保护的权利，比如记者人身权应该受到特别保护。这两种权利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一种“进攻性”或者“对抗性”权利，是记者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基础；后者主要是一种“防御性”或者“保护性”权利，是对记者职业特殊性质带来特殊风险的保护。 　　记者职务权利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又根据不同国家立法的特殊性而不同。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记者职务权利的源头是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以及各类部门法中的相关规定，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知情权，民法中规定的表达自由界限等。按照这个理论基础，结合我国法制特色，记者行使职务权利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采访、报道客观性原则 　　记者采访和报道的权利是宪法层面上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延伸，是代替民众行使宪法权利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职业上的权利是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特殊权利。在行使采访报道权利之时应该遵循客观性原则，有几方面原因： 　　其一，只有客观报道才能真正保障公众知情权。记者站在事件最前沿，他们的采访是公民知情权的延伸，他们的报道和评论是公民表达自由的延伸，只有客观真实的报道和中立客观的评论，才有可能替代最大范围的公民行使这些宪法上的权利。片面报道、偏向性评论则是滥用权利，反过来会伤害到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 　　其二，只有新闻基本真实才能形成民事法律中的抗辩。现阶段我国并没有新闻法，记者职务权利的保护更多的是依靠民法体系中的“抗辩事由”完成的。公共利益、公众人物、连续报道、公正评论等相关抗辩事由，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作为记者职务权利抗辩事由，这使得记者在行使采访、报道权利侵害到他人利益的时候可以免责，或者减轻责任承担。但是，这些抗辩事由都是建立在新闻基本真实基础上的，如果报道的事实不属于事实真实，不是客观性报道，那么，这些民事法律上的抗辩事由将不能作为司法审判中的有效抗辩出现。 　　其三，采访报道客观性是记者职务行为没有过错的最重要事由。现阶段我国对新闻侵权的请求权基础在于侵权责任，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过错责任。按照理论和实践中的普遍认识，新闻侵权属于一般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记者职务中衡量侵权纠纷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是否有过错。报道是否客观是衡量记者行使职务之时是否有过错的核心。只要在报道中遵循客观公正的事实报道态度，即便是报道本身造成了一定人格利益或者权益的损失，但是因为没有失实报道的过错，这就使得记者和媒体无需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在新闻侵权领域中，有损害不一定有赔偿，是否承担新闻侵权责任，主要在于报道者是否尽到了客观中立的报道责任，而不是看新闻侵权是否造成了客观损失，这就是以过错作为衡量侵权责任的核心理念。 　　 　　报道的谨慎性原则 　　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之所以一夜之间瓦解，并不是说它的报道缺乏新闻真实，也不是说它的报道延迟滞后，而是它的报道取得途径远超出了法律和伦理所能容忍的限度。我们所言的报道谨慎性原则，是强调取得新闻材料的手段合法，报道过程合法。现在新闻界有一个误区，就是强调报道材料的真实性和轰动性，而忽视或者排斥取得手段的合法性。这种误区在默多克的媒体中发展到了高潮，大量骇人听闻的猎奇消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报道出来，虽然使得小报发行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损失的是新闻伦理道德，以及法律豁免的可能性，最终导致报社闭门停业。在法治发达的今天，形式正义的价值远远高于实质正义的价值，这已经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体现出这一点。这是因为，个案正义的价值往往低于社会普遍认同价值的地位。就报道谨慎性原则而言，我们要谨慎对待“隐性采访”和以非法手段获取新闻材料的非法采访。 　　隐性采访是指在被采访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采访或者报道。隐性采访的弊端在于侵害了被采访人的权利，违反了新闻伦理道德。之所以要谨慎对待，而不是彻底消除隐性采访，主要基于记者权利最基本的核心是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在公共利益的抗辩下，被采访人个体权利可能受到的侵害是可以被法律谅解的。但要强调的是，隐性采访只有在已经穷尽正常途径所能，而且该采访报道的内容涉及公共利益，非经隐性采访不能公之于众的情况下，才可以谨慎使用。所以，隐性采访程序的启动，以及隐性采访内容的发布都需要经过媒体主要领导的批准，在确认该事件属于公共利益领域，而且已经穷尽所能也无法进行采访报道之时，才可以获准行使，绝不能将这种采访手段常态化。 　　非法获取新闻来源的采访，我们称之为“非法采访”。主要指采访手段是利用窃听、植入木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