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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侵权的责任制度之构建 　　摘要：信息经济下，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日益重要。然而由于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缺位，导致许多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在确定被告人以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承担方面遭遇不小的障碍，侵权行为法的深层次规范可谓势在必行。本文试从责任的构成要件、采纳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以及适用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分析论证侵权责任法的完善，以期达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最后救济目的。 　　关键词：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法律保护 　　信息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一些生意人和中介机构看到了个人信息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他们大量收集并买卖个人信息的。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隐私权也因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无法给予个人信息完备的保护，司法实践中，虽有人诉诸法律保护，却常常是违约之诉得到支持，侵权之诉却遭遇滑铁卢危机。这样的结果与侵权法须担起重任的实情不符。为此，侵权行为法的深层次规范可谓势在必行。 　　一、现状危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之重要 　　（一）高利润低成本刺激个人信息买卖日益猖獗 　　个人信息在商家那里是可以赚钱的商品，而在其信息主体那里，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反而成了相对不值钱的人格要素。对于那些未经许可擅自收集、加工、使用或买卖个人信息而牟利的侵权行为而言，行为人不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成本；即使被发现或提起诉讼，按照现有法律，一般只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比较轻微的非财产责任形式；即使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通常需要由受害人承担具体的证明责任，而最终获得的赔偿数额相对于商家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很小。 　　（二）无法制止肆意侵权将致严重社会危机 　　第一，一些企业或个人利用非正常渠道获得的个人信息兜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扰乱公民日常生活、破坏商业道德与秩序。第二，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盗取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轻则以他人身份购买手机，冒充受害者的亲朋好友诈骗，重则发生严重的刑事犯罪。第三，个人信息保护可能成为某种新的贸易壁垒。近年来，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在欧盟和北美开拓市场时，经常被当地禁止收集客户信息，理由是中国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 　　二、司法尴尬：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之缺位 　　【案例一】陈某诉中国联通汕头分公司侵权纠纷案 　　2006年1月16日，原告陈某的手机号码1307788xxx接收了一条推销粤港风服务的短信。经法院查明，发信人系被告联通汕头分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所发送的信息属于强制推销，其行为已经侵犯原告利益，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向其发送短信息并向原告当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误工费315元、复印费1元和精神损失费0.01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发送的短信息，其内容和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原告也未能提供因被告所发短信息而造成损害事实的证据，被告的行为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客观上也没有造成侵权后果，原告起诉被告侵权缺乏构成要件，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王某诉中国联通郑州分公司违约纠纷案 　　原告王某于2004年7月在郑州联通公司办理了漫游王业务，此间他常收到联通公司向其发送的大量垃圾短信。王某向法院诉称联通公司这种滥发垃圾短信的行为不仅超出了双方服务合同的范围，而且也严重干扰了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发送超出双方合同范围的垃圾短信息，并书面赔礼道歉。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在接受被告服务期间，被告多次向原告发送的短信息，给原告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便，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超出了合同服务的范围，被告应立即停止发送该短信息。但原告以违反电信合同起诉被告，而非以侵权为由起诉，故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法院最后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向原告发送超出双方合同约定的短信息。 　　两个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例，审判结果却如此迥异，原因在于：（1）原告选择的诉由不同。根据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立案中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案由的规定，每一受侵害或发生争议的民事利益对应着一个案由，在规定之外的则不予受理或驳回诉求。案一的原告的权利在法律上未有直接依据，因此其诉求自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相反地，案二被告的违约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得到了法院的部分支持。（2）违约不以当事人的过错为构成要件，只要不按合同履行义务就可能构成违约，因此案二的原告承担较小的举证责任。而对于案一的原告来说，却是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由此败诉也是必然的。 　　虽然违约之诉对权利人来说是一条阳关道，但是目前大多数涉及个人信息的案件仍处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之外。原因有二：一是目前我国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建构起来，许多大型商业机构不能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二是信息流转的过程往往存在着违背主体意愿、脱离主体控制的现象。当信息主体因某种需要（消费或求职等）在初级信息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