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习语中隐喻和转喻及其界面地认知对比考察——以汉语四字格习语为基点.docVIP

汉英习语中隐喻和转喻及其界面的认知对比考察——以汉语四字格习语为基点-汉语言文学 汉英习语中隐喻和转喻及其界面的认知对比考察——以汉语四字格习语为基点 周京励 摘　要：本文所指隐喻和转喻界面即隐喻和转喻的互动。Geeraerts（2002）的棱柱形模式（The Prismatic Model）指出两者的互动有三种形式：连续发生、并行发生和交替发生。本文试图通过该模式中的三种互动形式，考察汉英对等习语隐喻义产生的认知过程及隐喻和转喻的界面问题。 关键词 ：汉英对等习语 隐喻 转喻 界面 棱柱形模式 一、引言 习语的语义整体性、搭配固定性及语法不规则性使其成为学者竞相探讨的话题。人们大体从两个视角——传统视角及认知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早期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习语特征、分类、来源及翻译等，国外学者主要考察不可分割性、生成性、交际功能及理解过程。传统视角的习语研究虽具重要作用，但其未曾深刻探讨习语的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指出习语可拆分性，并通过隐喻、转喻对其认知过程进行分析。在习语义产生过程中，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认知方式——隐喻与转喻并非相互独立，而通常是相互作用的。 二、理论背景 （一）柱形模式 Geeraerts（2002）提出的“棱柱形模式”旨在解释熟语或习语（idioms）和复合词（compounds）的语义。首先要对“组构性”（compositionality）、“同构性”（isomorphism）以及“理据性”（motivation）进行区别。就组构性而言，可从动态及非动态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前者认为组构性是一种基于组成成分的语义派生过程（Geeraerts，2002：45）；后者则强调词语整体语义与组成成分语义间的一一对应关系。Geeraerts将动态的观点仍称为组构性，将非动态的观点称为同构性。Geeraerts又提出组合性非派生性与聚合性非派生性的区别，后者是指从词语字面义到比喻义的语义扩展的透明性。从字面义到比喻义间的过渡是不透明的，无法根据字面义派生出其比喻义，其“理据影像”（image）已经丧失。这种派生性称为理据性（张辉，2008：6）。由于该模式形状像棱柱，故称其为棱柱形模式。Geeraerts假定每个习语只包含两个词汇，下图中的上下三条聚合线为理据性，前后两个三角为组合同构性。 （二）三种互动形式 Geeraerts（2002：454～461）区分了3类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连续发生；并行发生；交替（interchangeably）发生。连续发生指复合表达的语义到比喻义包含两个语义延伸，但本文只讨论隐喻、转喻先后发生的情况，而剔除两个转喻先后发生的例子。并行发生指复合表达的语义中的不同理据连接存在差别。如图1，1～4、2～5与3～6中存在着不同的理据连接——至少存在一个隐喻、一个转喻。交替发生指复合表达从字面义到比喻义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棱柱形模式进行分析——两种分析过程包含隐喻性及转喻性连接的不同组合。 三、汉英对等习语的隐喻转喻界面分析 语料主要来自谢大任《新编汉英对等成语词典》。并非该词典所有的成语都属于本文研究范围，故需进行筛选与整理。首先，借成语网站http：///以确保所选语料均为成语；其次，剔除四字词组、五字词组及谚语等；再次，将结构基本相同，字面义、引申义基本相似且句法成分亦相同的四字格习语视为同一个（如“海底捞针”与“大海捞针”）；最后剔除只包含一个语义延伸或无引申义的四字格习语（如“本来面目”“束之高阁”等）。经过以上筛选，共得到188对符合条件的对等习语。参考其他材料后，又得8对。最终得到196对对等习语。 （一）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 “挖肉补疮”与其对等习语“to rob one’s belly to cover one’s back”是此类中的典型之例。 如图2，“挖肉”与“使用有害方法”，“补疮”与“救急”“挖肉补疮”与“使用有害方法救急”间存在较明显的一一对应关系，其字面义与比喻义间相似性亦较明显，1～4，2～5，3～6存在着隐喻投射关系。其后半部分是由三个因果转喻组成。 对等习语“to rob one’s belly to cover one’s back”基本可通过同一模式进行分析。若将两个习语进行比较，可知“to rob one’s belly”与“挖肉”及“to cover one’s back”与“补疮”的对应关系。 （二）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 并行发生意味着隐喻与转喻同时存在，在一个小棱柱模型中，三条聚合线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佛口蛇心”与其对等习语“an iron fist in a velvet glove”就属于这类。若将其隐喻义“外表善良，内心恶毒”改写为“说好听的话却有着恶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