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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综述 　　 摘 要：近十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为了两地交流研究的热点。通过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梳理，可发现中日文化交流史在书籍交流史、艺术交流史及人物往来等方向的研究较为盛行。但同时科技、民俗文化、宗教思想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旨在回顾这一领域近十年来的研究历程与研究成果，期待两国各领域的学者加强交流与合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开创出新的局面。 　　 关键词：近十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3-0261-02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绵延不断，而关于中日两国学者对中日交流史的研究也不断地得到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日两国的密切交往及两国对文化交流史的重视，两国学者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进行交流史研究，取得了大量可喜的研究成果，从而也带动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发展。在近十年的时间内，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硕果不断，在此本文从国内的研究入手，对近十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点可参考的资料和线索。 　　 一、书籍交流史的研究 　　 书籍的交流是中日两国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该方面的研究硕果不断，《隋唐时期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刘银红，图书与情报，2001/03）系统地介绍了隋唐时期汉籍外传日本的情况。作者认为，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辉煌灿烂，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开创了中国中世纪文化大国的局面。文化大国的特有魅力吸引着周边国家的学者、文人、僧侣等来唐留学、进修和求法，且以直接的文献交流为手段大力吸取唐文化，中外典籍交流活动频繁。其中，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日本，由于地理与交通上的便利，在隋唐三百余年间，曾十数次派遣使团到中国，以求友好交往以及采集汉文典籍。 　　 《明朝与朝鲜李朝、日本图书交流初探》（林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01）指出明代图书交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明朝与朝鲜李朝图书交流主要以朝廷赐书为主，而与日本交流则以民间为主 ；中外图书交流又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发展。 　　 王勇作为最先倡导“书籍之路”这一概念的学者，先后发表《“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甘肃社会科学，2008/01）、《书籍之路――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三篇）》（甘肃社会科学，2008/05）、《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等论著，指出“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 　　 此后中国的学者多从文献学方面对古代汉籍东传及近代汉籍回流现象进行研究，如冀振武《中日书籍交流史话》（出版史料，2005/01）、董说平《晚清时期日文史书译介活动及其特点》（日本研究，2009/01）等。 　　 二、宗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近十年来，中日学者不仅仅局限于佛教的研究，而是在儒、释、道等各方面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王德朋，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一文指出，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葛继勇《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5）对日本关帝信仰的形成作了考察。作者指出，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 　　 李未醉《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安徽史学，2007/06）一文主要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及何孝荣《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之上，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指出华侨和日本的儒家学者相呼应，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使朱子学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民俗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民俗风物，它是两国两千年来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