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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曾国藩的研究述评 　　[关键词]曾国藩，研究述评，近十年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108-03 　　 　　本文拟就如下几个问题对这十余年来曾国藩研究的问题作些叙述和评论。 　　(一)关于曾国藩的总体评价问题 　　有关曾国藩总体评价问题，仍然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为基本否定论。董蔡时仍坚持原有观点：曾国藩一生干了几件事，“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有大罪；晚年办理天津教案，恐洋媚外，草菅人命，有罪；倡导洋务……有功。功罪不能相抵，但可以相比。比较下来，曾国藩罪大于功，铁案铸成，他是历史的罪人”，李傲雪、李霄霄指出：“说文治，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卖国贼。”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外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天津时，“正血腥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拒不调兵，一力主张对侵略者投降，甚至奴才般地乞求侵略者帮他镇压太平军”；二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查办过程中，曾国藩在侵略者面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王汉新认为：“曾国藩的言行，表明他实质上是一个信奉唯心主义理学，充当帝国主义、清王朝的走狗，极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人。”方志钦则强调：“曾国藩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狂。”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曾国藩为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形成所谓同治“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曾国藩在全力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残民以逞，杀人盈野”；三是在镇压人民、维护清朝统治的过程中“杀华人，媚洋人。”姜铎在对原有观点作了部分调整之后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过大于功或功过参半的人物，因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过于渲染。” 　　第二种意见为基本肯定论。徐泰来坚持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孙映球指出：由于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起了历史作用，即“他所做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从而，“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以笔者之管见，应予肯定”。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第一种观点则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要求的角度，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求于前人。这是因为，此观点在研究历史人物的理论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历史人物的同时，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很少去探讨造成曾国藩等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根源所在。研究历史是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如果知其错而不能知其所以错在哪里，对今人是没有多大借鉴启发价值的。 　　(二)关于曾国藩对外交涉思想和活动的评价问题 　　近十余年来，学界就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活动的评价这个以往争议颇大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对曾的对外交涉活动的评价之上。 　　作为否定论者的代表人物，如董蔡时、方志钦等人，对曾国藩等洋务派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及其具体主张作了全面否定，其具体内容牵涉到曾国藩对外“主和”的总体思想、对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是否出兵“勤王”、曾国藩对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态度、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方针等问题的评价之上。董蔡时指出：“早期洋务派的特点是崇洋媚外，对内坚决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甚至不惜‘引鬼入门’，‘借夷兵助剿’，购买洋枪、洋炮来屠杀中国人民，而曾国藩正是这号人物。”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却捞到了‘勇于御外’的好名声”，其实，他是一个“怯于御侮的人物，是一个善于演假戏的丑角”。王汉新认为：“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曾国藩请洋兵‘助剿’，并得到洋枪洋炮等武器的供应。……这是曾国藩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明天理，灭人欲’的罪恶。”此外，方志钦、尤文远等人也基本持这种观点。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论文和著作在近十余年中数量不下20篇部，有的专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思想和活动，有的则在总论洋务思想和活动中集中论及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在总体肯定其具有合理性的同时，重点探寻形成曾氏对外交涉功过是非深层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和文化的、曾氏所处时代环境和自身基本素养等主观和客观等诸多因素所在，其结论显然比以往持妥协与抗争并存的观点深入了一步。关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迟迟不派兵勤王的问题，唐浩明重点分析了咸丰皇帝谕令曾国藩等派兵北上勤王的错谬有三点：一是英法联军已迫近北京，与正在逃亡的一群帝王后妃不过两三百里之距，“此时要调兵勤王，只能就近调，怎么能从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战场上调人呢?”二是咸丰皇帝等人过分看轻了洋人的力量，不作任何准备就“以中国士兵血肉之躯冲破洋人枪炮子弹的射击网，去跟洋人作肉搏之斗，这是何等残酷的设想!”三是“种族歧视”相当明显，蒙古和八旗兵丁不调遣，偏偏要汉人去送死，“去做炮灰”。从而，曾国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