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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山西行政区划的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将目前关于山西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三个方面：1，断代的山西政区研究及对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2，对具体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3，在其他政区沿革研究中，涉及到的对山西政区的研究。回顾山西行政区划研究的成果，本文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山西；政区；综述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55-04 　　 　　 目前关于山西行政区划的研究，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出现，笔者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山西政区研究成果，将其做一番梳理，从中窥探山西政区地理的研究方向。笔者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三个方面：1，断代的山西政区研究及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这方面成果比较可观。2，对山西具体某一地区的行政区划研究，如太原、上党等地政区研究。3，在其他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中，涉及到山西政区沿革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比较粗略。 　　 一、断代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及具体时期专门问题的研究 　　在断代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中，几乎各个朝代都被涉及到，这些成果中，研究先秦时期较多，问题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设立。春秋时期晋国的县制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其他国家的郡县制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晋国的县制却削弱了中央权力，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对晋国县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区别它与其他诸侯国县制的差异及对个别郡县的考证上。对晋国和其他国县制的比较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文郁，在其《春秋时代晋国的县制》[1]一文中，他认为秦楚灭邻国而设县，晋国以邑为县，秦楚的县直接隶属于国君，而晋国的县则脱离了公室的控制而变成世袭的采邑，晋国一分为三与其县制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衣保中对于晋国县制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在其《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形成及特点》[2]一文中认为，晋国的县经历了由边设县到内地设县的过程，既有浓厚的分封采邑色彩又有新的特征，是从分封采邑向郡县过渡的中间形态。除此之外，卫文选的《晋国县郡考释》[3]在文化层面上对晋国的县制进行了探讨。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个别郡县，也有一些学者做出过考释：李晓杰《春秋晋县考》[4]考证了春秋时期较为明确的三十二个晋县，还有《战国时期三晋设县考》[5]，对战国时期韩、赵、魏内部设县的情况作了一番探讨，揭示了三家分晋后山西郡县的设置状况。除李晓杰之外，还有钱林书的《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6]、吴良宝的《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7]对战国时期晋国的郡县制做出了考证，宓三能的《战国时魏国未曾设置河东郡》[8]一文，对战国时期魏国的河东郡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了关注最多的晋国郡县制外，对于晋国的起源问题，学者们也颇为关注。李伯谦的《晋国始封地考略》[9]一文，对晋国的前身――古唐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探究。王增斌在《唐叔虞封地考辨》[10]一文中认为，清代顾炎武对唐叔虞始封晋阳的怀疑难以成立,仍然坚持唐叔虞封地晋阳说。这一时期的专著，主要有马保春的《晋国历史地理研究》[11]和李孟存、常金仓合著的《晋国史》[12]。马保春总结了晋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状况和方法，并对晋国的地理状况、叔虞封唐问题、都城和县邑、卿大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孟存和常金仓将晋国从唐叔虞到三家分晋约600余年的状况作了整体介绍。 　　先秦以后，山西政区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注意把山西作为一个地理与政治单元来研究，这与山西的地理形势和政治沿革情况密切相关，有助于我们理解山西行政区划的沿革规律。 　　汉代山西地区郡县的设置情况，学界存在争议，争议在于个别郡县的存在与否。如：张庆捷在《楚汉时期西魏封域辩证》[13]一文中认为，楚汉时期西魏的封域内仅有河东一郡，叶永新在《项羽所立西魏国封域考辨》[14]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项羽所立的西魏国的封域应为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看来，对汉代山西的郡县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魏晋时期的山西政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区的变动及侨置郡县问题上，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密不可分的。胡阿祥的《东晋南朝山西州郡县侨置考述》[15]考证了山西人民南迁后的侨置州郡情况。毋有江的《北魏政区地理研究》[16]考察了北魏州郡两级政区的设置过程，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复原出北魏一代的年际疆域变化过程。 　　唐代主要集中于对北方割据政权的研究。剪俊伟在《唐初北方主要割据政权政区研究》[17]一文中，对唐初北方主要割据政权的区域范围、州县设置作出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北方割据政权的政区设置大不相同，有些推行郡县制，有些推行州县制。在“刘武周定杨国”问题的研究中，对当时的山西行政区的设置及沿革进行了详细考察。 　　对辽宋夏金元的山西行政区划研究，主要集中于“山西”这一名称在这一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安介生的《“山西”源流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