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二十一条”的研究综述.docVIP

近三十年来“二十一条”的研究综述 　　（上海大学， 上海200444） 　　 　　收稿日期：2008-11-07 　　作者简介：孙祥伟（1974－），男，山东泰安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07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摘要： 长期以来，发生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被视为“卖国外交”的典型，并把其与袁世凯称帝野心联系起来，即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主动接受了”二十一条”。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外交档案的公布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往来，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已经有不少论著和论文发表。本文试就近三十年中大陆有关期刊和论著观点做简要评述。 　　关键词： 三十年； “二十一条”； 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2-0113-05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后，中日两国经过长达3个月25轮外交谈判，5月7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辅之以武力恫吓，迫使中国接受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史称“民四条约”。笔者现在从四个方面做简要评述，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袁世凯复辟帝制与“二十一条”的关系 　　 　　曹俊在其硕士论文中追溯了袁世凯与日本交往过程，他认为：早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期间，由于日本离间中朝的宗藩关系，袁世凯就视日本为敌，以致袁世凯对日本在朝势力进行打压；袁世凯在掌控辛亥革命政权之初，主要还是依靠英美，更引起日本的不满与敌视，直至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认为日本“二十一条”不仅威胁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且对自身地位也产生挑战。他对“二十一条”原件进行了认真阅读与批示，指示中国政府按照批示来与日本谈判，而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商讨对策。在交涉策略的过程中，袁世凯在考虑各部门的意见后制定了对日“二十一条”的交涉策略。在交涉实施过程中，袁世凯亲自掌控，并予以明确指示；虽然最终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了最后通牒，但通过袁世凯主导的对日交涉，日本提出最后文本与最初提出的“二十一条”比较起来，日本还是做出了最初让步，尤其放弃了最为狠毒的第五条款。从交涉过程和态度看不出两者有必然联系。[1] 　　苏全有根据天津档案馆所藏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原件朱批，撰文指出：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说贴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进行了相当的抵抗，并希望“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最终只能接受修改的“二十一条”。同时，他认为，“二十一条”的出笼，日本既有侵华的打算，又有去袁的打算。日本仇袁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辛亥革命后，对袁世凯对美英的依赖促使日本政界由暗到明支持中国国内的反袁势力，拒绝北京政府特使周自齐访日；先后贷款给岑春煊100万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建立；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起义反袁；还派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以及在越的日本商人协助梁启超从上海经海防潜入广西赴云南领导护国运动。[2] 　　张国平、宋开友与郭玉富也撰文认为：以往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史料错误解读的问题导致了人们产生两者存在必然联系的可能，并分析了发生错觉的原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不久袁世凯即行帝制，使人们认识到除去与帝制有关联外，别无其它更好的解释。事实上袁世凯最终接受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当然不排除日本有以帝制诱袁妥协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积贫积弱和国际上缺乏支持所致。另外，对于为反袁进行宣传文件和党派倾向的资料的解读导致了不同的观点的出现。[3] 　　 　　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 　　 　　吕慎华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为中心，考察了袁世凯的外交策略。他认为：袁世凯从驻韩期间起，先后出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受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所影响，又善于结交外籍友人或聘任外籍顾问，对于“二十一条”交涉内容十分娴熟，又注意任用一批熟谙国际公法的外交人员。在谈判过程中，他确立了以拖延战术为主要谈判策略；配合撤换外交总长、与英美等密切关系国保持联系、新闻政策的运用、鼓动反日风潮、利用日本内部矛盾等数项辅助策略，采用多头并进方式，以加强中国政府抗拒“二十一条”要求之立场。总体而言，除期待中的国际共同干涉未能实现以外，袁世凯的交涉策略执行得相当成功。虽然以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与当时国际情势的不利，交涉结果中国虽仍不免损失利权，然袁世凯于谈判期间成功的策略运用已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相对而言可视为有限的成功。至于其外交策略使中日关系渐趋恶化，埋下了中日两国此后30年冲突不断之种子，则恐为袁世凯始料所未及。[4] 李永春详细考察了“二十一条”期间政府外交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