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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动机的研究 　　摘 要：翻译活动中，译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译者的动机很可能直接决定译者翻译哪部作品。同时反过来，翻译的作品也能反映出当时特定社会的背景或是译者自身的状态。郑振铎于五四后翻译了大量的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飞鸟集》。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多是把他当做一个文学家和作家，少数从翻译家的角度来研究。即使是从翻译家的角度，也多是研究其翻译的作品，多是赏析与评论其翻译的作品。然而笔者认为，作品只是一个方面，重点是郑振铎在五四这一个特殊的时期选译泰戈尔的作品，除了其明确的翻译目的之外，还有多方面的缘由和动力。本文将以郑振铎译《飞鸟集》为例，从译者自身、外部条件和内部需要三个方面来探究译者的动机。 　　关键词：郑振铎 译者的动机 泰戈尔 《飞鸟集》 五四运动 　　一、引言 　　郑振铎活跃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他倡导我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大量的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凡。而其中，郑振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向远曾指出，在泰戈尔的翻译者中，译介较早、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郑振铎（西谛）。[1]选译泰戈尔的作品，除了出于自身对诗人以及作品的喜爱，更是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兴白话，废古文”之趋向。“而最能体现‘五四’文学语言革命实质的便是白话诗的诞生”。[2]随着郑振铎译《飞鸟集》的出版，掀起了一股白话短诗风潮。受之影响的就有郭沫若和冰心。五四的大背景下，急于接受外国文化，以便为中国注入新的血液导致外国作品的流入。可以说，译者自身、外部条件和内部需要造就了泰戈尔在中国的盛行，也成就了郑振铎。 　　二、译者自身 　　首先，郑振铎是极其喜爱泰戈尔的作品的，也是非常推崇泰戈尔的。根据他自己在《新月集》的译者自序的说法，他在1918年读到泰戈尔的诗歌并且很喜欢。随后，他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一些小诗并于1922年出版了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书中他引用S.Radhakrishnan的话称泰戈尔的魅力来自其“思想中高超的理想主义”[3]和“作品中的文学的庄严和美丽”。[3]谈及爱泰戈尔的原因，他也引用说，“他是我们圣人中的第一人：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这就是我们所以爱他的原因了”。[3]连他自己谈到诗歌“选译”的标准时也说要选译“我所最喜欢读的”（郑振铎 《飞鸟集》例言） 。除了言语上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喜爱，在行动上，郑振铎更是积极。1924年，泰戈尔访华。4月12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乘船抵达上海，郑振铎等人在汇山码头恭候。而在此之前，郑振铎在由他和沈雁冰等人共同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中专门开了一个“文学家研究栏”，其实就是专门介绍泰戈尔的。泰戈尔来华之前，郑振铎在《欢迎泰戈尔》一文中说道：“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4] 　　其次，郑振铎认为文学作品要有“真挚的情感”以及他“为人生”之态度。他指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5]由此可见，“真挚的情感”是郑振铎选译的标准之一。1922年郑振铎在《飞鸟集》序里就称诗人是“人类的儿童”，[3]是“天真的”、“善良的”，说泰戈尔是“孩子的天使”，[3]说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得和平，感得安慰，并且知道真相爱”。[3]这种文学观和泰戈尔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6]不谋而合。而《飞鸟集》也正是一部写爱的作品。诗里有对自然的爱，对母亲的爱，对情人的爱。正是看到了这“真挚的情感”，才有了郑振铎版的《飞鸟集》。此外，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便是“为人生”。因此，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为人生”服务的。这在《飞鸟集》中具体表现的便是哲理诗，它用数行的文字来讲述人生的道理，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最后是郑振铎明确的翻译目的观。对郑振铎来说，翻译最好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接触”。[7]正是在这样一种目的观的指导下，郑振铎选择翻译泰戈尔的许多作品，打破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为新文学指明方向。而《飞鸟集》所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一股小诗风潮。打破了传统，引导人们对人生进行思考，对未来思考。 　　三、外部条件 　　首先，经受的相似国情，使得泰戈尔在感情上亲近中国。泰戈尔生于在加尔各答一个富裕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20世纪初，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人民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剥削，面临着反帝任务。1905年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写了大量的爱国诗篇，以鼓舞印度人民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