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与《聆听弘一》比较分析.docVIP

《四世同堂》与《聆听弘一》比较分析 　　【摘 要】话剧《四世同堂》和《聆听弘一》都是由田沁鑫执导的，二者虽然篇幅和重量差别很大，但在悲伤母题的承与变、宏大叙事背景下见精神、“新现实主义”舞台呈现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关键词】田沁鑫；《四世同堂》；《聆听弘一》 　　中图分类号：J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9-0015-02 　　话剧《四世同堂》无论从文本本身、舞台呈现、演员阵容等方面来看，都属宏大巨制，既致敬原著，也沿袭田沁鑫以往的话剧改编风格，从“旧戏”中生发“新意”，挖掘了老舍笔下时代与当今时代的联结，引发了巨大反响。不同于《四世同堂》的鸿篇巨制，田沁鑫自编自导的《聆听弘一》，舞台现代而简洁、启用年轻演员，各方面都是以崭新面貌展现，该剧看似与《四世同堂》并无关联，然而笔者在这两部剧的对比中，发掘了田沁鑫话剧创作道路的延续与发展，二者在悲伤母题下有着相似却不同的表达；都以宏大叙事背景突显人物精神；在舞台呈现上，都运用了新现实主义手法。 　　一、悲伤母题下的承与变 　　田沁鑫曾说，“我做戏，因为我悲伤”。“悲伤，就是田沁鑫的母题动机，她的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的，而是历史、小说、传记和戏曲‘感动’了她，‘促使’她‘做戏’。”[1]从《断腕》《生死场》《赵氏孤儿》等话剧就可看出“悲伤”是她与原作者的桥梁，悲伤促成了她去改编这些话剧，《四世同堂》也是这样，“悲伤”注定要连接老舍和她，即便二者有关悲伤的表现不同，但仍有着惺惺相惜的知己感。《聆听弘一》，田沁鑫仍因悲伤做戏，却在此基础上，有了新变化，即从弘一大师身上所学到的――悲欣交集，此时她戏里所展现的不再只是单纯的“悲”，而是饱含了希望的“欣”。 　　老舍的悲伤，是宏大的、集体群像式的、是振聋发聩的。这种悲伤常通过死亡为外衣，表现百姓疾苦、国民性的麻木以及历史不可阻拦的必然性带来的哀痛。死亡，在老舍的小说里常出现得突然又稀松平常，以看似无常又无奈的事件，挖掘背后的悲剧性原因。《四世同堂》里的悲伤是小羊圈胡同，更是全中国的，这种悲伤是老舍无情的揭露、是宣泄、是呐喊。钱先生的儿子死了，人们悲痛，日子却可照常过，冠家家破人亡，人们仍可归结为他们家自找的，直到自家人死了，粮断了，人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国破家亡，老舍就是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察觉到“四世同堂”已经随着社会的变化，无法维持下去，人们不再讲老理了，都过起了忍辱偷生的日子，民族的美德已经丧失，人们的尊严已不在，这比国家被侵略更叫人悲伤。田沁鑫读懂了老舍的悲伤，所以能够从85万字里抽离出2万字的精髓，重新拼贴出带有田沁鑫式的悲伤。 　　田沁鑫的悲伤，是沉静中带着叹息。这种悲伤也常与生死相连，表现为细小却深刻的疾痛。如《断腕》里“其实人生唯一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是田沁鑫内心的悲伤与剧中人心理的相通；在《生死场》里，生育与死亡紧密联结，那种生、老、病、死没什么大不了的无奈哀婉，也是她察觉到了人生的荒诞与悲凉。这种悲伤随着田沁鑫一路走来，直到《聆听弘一》却发生了变化。这也许是从《四世同堂》里瑞宣和韵梅身上体会到了“沉默的抗争力量”，或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看到无常背后的有变，抑或是受到了弘一大师的“指点迷津”，《聆听弘一》不再只是单纯的悲伤，而是看到了怀着希望地指引与行动。该剧中曾经吸毒的金丹在扮演弘一大师的过程中受其感化，戒毒持戒，曾经只顾一己之私的刘锡庸在追寻弘一大师的路途中学会了担当，曾经的李叔同在教育救国无门的迷茫后变成了普度众生的弘一法师。国难家愁，似乎天大的事，只要心存着念，带着执，耐着苦，求着变，终有一天，会有希望。田沁鑫曾沉迷的悲伤，在这里化作了弘一大师最后留下的几个字――悲欣交集。 　　二、宏大叙事背景下见精神 　　首先，二者都借助大变动时局，分别是《四世同堂》里北平城所经历的八年抗战和《聆听弘一》中上海所承受的孤岛时期，二者都以抗战这一动荡期为背景，描写乱世中的人的生活和精神变化。田沁鑫认为：“大变动，在抗战八年的过程中引起的浮躁再到纠结最后是毁灭和蜕变。”[2]由此可见，“大变动”是触发变化的一大原因，大?动可以带来毁灭，也可以带来蜕变。经历过八年抗战后的北平人民和历经孤岛时期的上海人民都在最后有所觉悟，人物精神也随之“大变动”。 　　其次，二者都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为依托。《四世同堂》选择北平，《聆听弘一》选择上海。在《四世同堂》中，之所以选择北平，是因它是一座特殊的城市，是中国的缩影，在国与家这样的宏大叙事上，北平是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城市，北平沦陷最能表现出国破家亡的沉痛悲哀；而《聆听弘一》选择上海，与当时的时局有密切联系，田沁鑫设计了当代电台“坏蛋调频”与抗战时期的广播电台隔空对话的叙事方式，“聆听”在当时主要通过电台传送，这种方式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