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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湘走向世界》与胡良桂的学术人生 　　2013年，一部全面反映湘籍著名学者、文学理论研究专家胡良桂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的著作《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宋德发主编）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作为一部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之作，此书的面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一、学者个案研究：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弱点 作为近年来受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一个研究热点，“当代学术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对当代（1949年至今）学术研究进行的学术研究，借此可达到辨清当代学术发展源流，梳理当代学术的演变脉络，总结成绩，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当下以及将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的目的。然而，任何一次对新的学术领域的探索都不太可能一帆风顺，与当前当代学术史研究颇受推崇的局面相反，此项研究在开展之初也曾遭到过不少的质疑之声。首先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问题。从字面来看，“当代学术史”包括两个要素：“当代”和“学术史”。在中国，“学术史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战国时代，《庄子?杂篇?天下》就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历史渊源、学术脉络进行了专门的记述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总结评价；到了近代，又有梁启超、钱穆两位国学大师分别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各领风骚，对明清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因而，类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问题的争论，如果说“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遭到质疑的话，那么问题就不是出在“学术史”而在出在了“当代”上。在《“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一文中，陈平原首先追问的就是“当代学术能否成史”的问题，毕竟当代学术还处在“进行时态”，缺乏足够的历史沉淀，“撰史”的分寸很不好拿捏。但不论质疑的结果如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这许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陈平原、余三定等一批专家学者的积极研究以及《云梦学刊》等刊物的大力倡导下，“当代学术史研究”无疑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实践”已经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但学术研究说到底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因而在“可以做”的前提之上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即“应该做”，来支撑，即是说，在确认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确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以使当代学术史研究工作做到真正的“名正而言顺”。对于这个问题，陈平原在为余三定主编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一书所做的序中说：“实际上，在我看来，对自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所从属的学科体系、所认同的学术传统，保持足够的自我反省意识与能力，而不局限于‘埋头拉车’，很可能正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正是这些琐碎但又执着的努力，给中国学术的‘自清洁’，以及各专门课题的‘大进军’，提供了可能性。”{1}由此可见，当代学术史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余三定认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学者个案研究、学术批评等方面。”{2}显而易见，“学者个案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学者个案研究即针对某个学者个体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学术品格以及学术影响等方面内容进行的研究，这种学术史研究形式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学案体是一种专门叙述各种学派与其学术源流的创作体裁。此体的多数著作记事程序是：首先为不同学派代表立传，其次辑记有关人员的‘论学精要’，再录载他们的遗闻逸事、后人评价。学案体的创作宗旨是介绍不同学派的学术发展。这种体裁起源于南宋时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明末清朝人金祖望等人的《宋元学案》、王梓材的《宋元学案补遗》、江藩的《宋学渊源记》与《汉学师承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近代徐世昌等人的《清儒学案》，等等。”{3}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学者个案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案体”这种研究体式的精要，另一方面又有创新发展，创造出灵活多样的学者个案研究范式。根据余三定的考察梳理，“学案体”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是近年已出版的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四种主要类型之一：“内中可再分为‘学案体著作’和‘学者自述’两个小类。前者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九谒先哲书》，……后者指由学者自撰或口述而成的著作， 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6卷本《世纪学人自述》。”{4}同时，“学者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形式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提倡。例如陈平原就认为：“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