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docVIP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 　　[内容摘要]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 　　[关 键 词] 道德人;孟子;行政伦理;价值观。 　　[作者简介] 高青莲,哲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社会或国家的管理,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伦理道德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的“德惟善政”、《论语》的“为政以德”及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等表明,管理与伦理,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管理或行政行为本身,被理解为对于道德价值的追求,这共同地基于“道德人”假设的基础之上。 　　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虽然没有对人性做出善或恶的明确判断,但对于君子“三达德”“五达道”的要求以及“政者正也”的论述说明,“道德人”假设成为孔子及以后儒家经典理论学说的基本依据。孟子继之以“人性善”之说,把个体的人看作是以仁和义为主要特征的道德的人,进而做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主张。荀子“人性恶”的论断则以相反的方式,说明“人伪”使人性向道德之善转化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可以看出,儒家道德人假设的基本意义在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目标和行为导向,人先天具有的“性相近”或善之端的特性,为道德人的可能性提供了先验的前提依据。这种道德人假说,成为儒家行政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判断一切行为的标准。 　　对现代行政而言,伦理因素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其基本价值观念对行政主体及其一切行政行为具有评价、判断和选择标准的意义,它主要包括价值基础、价值目标、价值评价等几个方面。在我国现代行政伦理建设的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于习惯于以西方行政理论为背景的思维模式,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传统理论中,孟子“人性善”的道德人假设及在此基础上的行政管理理论是一典型形态,其伦理价值观念对于促进我国当代行政伦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道德人”假设的前提:人性善 　　 　　对人性的判断,是历来思想家进行研究和提出政治见解的基本出发点。孟子的道德人假设,以人性善作为其前提和依据。因为人之善,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可以且必须成为道德的人。在讨论何以为善和如何为善的同时,认定伦理价值观念对个人和社会管理具有特定的导向作用。 　　对于人性,孔子所谈不多,仅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其论断精悍而耐人寻味。孟子明确以“人性善”的判断作为其行政理论的价值依据,他说:“乃若有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以心善言性善,且人之善性,生而具有。因心善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心善即是性善。孟子从心的角度来说明人性之善,并以“孺子入井”来证成这一论断,进而指出人之善端的先天性。在孟子那里,人先天所具有的善性之端,使人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倾向,在通常甚至极端情况下都有可能选择或发挥人的善性,正因为如此,人见到“入井”的“孺子”才会由恻隐之心而去实施营救行动。人的日常活动如此,国家的行政活动也是如此。“恻隐”使人皆有所不忍,于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孟子以“不忍人之心”推出行“不忍人之政”的结论,把人的善性作为人的伦理行为及仁政主张的依据,从而将人的行为建立在坚实的伦理基础之上。 　　这里暂不讨论从“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的推论有没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事实上,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由“不忍人之心”无论如何也推不出行“不忍人之政”的结论。在任何以人性善或人性恶出发而主张善政或暴政的思想家那里,这只是假设而已。孟子唯一的理由是将人的“善端”“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基于人先天的“善”性,经过学习、教化和内省等途径,人之“四端”发展为具体的伦理道德,并进而将内在的道德“外化”,推广付诸于政治实践,于是,有善心而有仁政成为自然的事情。而“善端”何以能“扩而充之”?这种能力的获得,则来源于人生来就有的“良知”和“良能”。人的“良知”和“良能”,是对“四端”扩而充之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孟子以“不忍人之心”实行仁政的前提和保证。但又由于人的善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将“善端”扩而充之,除需靠先天的“良知”“良能”之外,还要不断地“求其放心”,这就要诉诸“养心”“养气”“反求诸己”等手段。于是,先天的“良知”“良能”和后天的“求放心”,在人的行为稳固地建立于性善之端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