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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成功探索 　　周恩来主持制定“一五”计划的探索 　　1951年2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195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邵文组成6人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计划编制工作起步时，困难很多很大，主要是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统计资料很少，国有经济很小，缺少编制长期计划经验，党对经济工作不熟悉，等等。因此，只能一面探索，一面建设，一面修改。1951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七月份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此后，周恩来集中精力对五年计划作了初步的综合研究。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撰写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8月11日改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187%，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254%，农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157.9%。报告以大部分篇幅详细地说明五年建设的各项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还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国情，十分敏锐、十分难能可贵地与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相区别。报告指明了五个方向性问题：一是要重视地质勘查工作、设计工作；二是大量培养技术干部、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并普遍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三是“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重工业是我们国家工业的基础”；四是“为着我们子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五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对重工业“所谓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不是要冒进，不是搞重工业，其他问题都不搞了”，“轻工业是保证（人民）需要的”，“不发展农业，我们粮食就不够吃”，所以“要经常注意，不能忽视”。 　　8月17日，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总说明和报告提纲是商谈时的主要书面材料。虽然相对于五年计划的方案来说，这些书面材料还显得粗略而远为不够，但它为商谈提供了基点，为进一步编制较为完善的五年计划提供了初步基础。代表团成员、时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回忆说： 　　抵达莫斯科以后周恩来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周恩来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访问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会见斯大林，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他们都向陪同人员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在同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局定了以后，周恩来和陈云于9月22日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时间长达9个月。 　　1953年3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抽出时间听取了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周恩来边听边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4月中旬，宋劭文从苏联回国，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周恩来和陈云还观看了宋劭文送去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从这些图上可以明了苏联援建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概况。周恩来和陈云对这些曲线图非常满意。接着，宋劭文又带着中央的意见返回了莫斯科。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至此，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取得了圆满成功。 　　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至此，只能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成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由陈云为组长，高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