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少年”与焦虑家长.docVIP

“超级少年”与焦虑家长 　　教育是中产焦虑集中的场域，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也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由此，学区房、私立学校、培训班等教育配套产品大行其道。 　　尽管政府层面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限制这种“不公平”的配套产品，但不管政策如何禁锢，总有人在用脚投票，在越来越窄化教育体系和思维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性，这是中产阶层通过“强教育选择权”，来满足自己新教育需求的另一个明确的形态和“自救方向”。 　　这个过程中，一大批拥有“无敌”简历的“超级少年”被批量制造，而“这些别人家的孩子”，又一次让没有“上岸”的中产家长们更加焦虑。 　　缓解焦虑的第一种选择：学区房 　　2016年10月，徐萍花了156万在济南胜利大街小学附近买了一套60平的学区房。付出的代价是：卖掉100多平的新房子凑了首付，搬到60平的老房子中；每月占家庭收入20%多的贷款压力，收获的结果是：女儿可以进入到一所“水平相当不错的小学”。 　　买学区房时，丈夫不大同意，他觉得既然都在济南，教育水平没有大家想象的差距那么大。但女同事的一句话就说服了徐萍，“现在社会变动期还没完成，阶层通道没有完全关闭，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 　　徐萍和丈夫都曾是“县城少年”，考上了济南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在济南打拼已超过10年。如果说他们是第一代“移民”，那么孩子一出生便拥有的优质教育，起点便不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路刚刚开始。 　　徐萍单位所在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这两年她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资收入比四年前缩水至少三分之一，现在她每月仅银行的还款，占家庭月收入的20%多。“孩子以后就近入学的胜利大街小学应该算济南TOP5的名校。”对徐萍来说，胜利大街学区房让她的焦虑稍有缓解。 　　和徐萍相似，“学区房”是目前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备优质教育资源和城市房产双重稀缺的特征，也是中产阶层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自救”的第一种选择。 　　学区房的诞生有着特殊国情。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各级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都有少数重点学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促进教育公平，该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学”原则，结果之一却是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区域化――从城乡、城市、地区之间的“泛地域差异”，细化到城市内部的“微差异”。 　　尽管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原则”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的、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与之前的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扁平化状态有明显的差别，家庭一旦有了财富积累，总会希望把这种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表示。 　　熊易寒认为，如果财富足够保证自己或者后代拥有没有危机感的生活，那就不是中产阶层了。现在普遍焦虑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做中产甚至富裕阶层，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变得越来越尖，竞争越来越激烈。民众既对阶层固化非常敏感，却无法接受正常的阶层间流动――有上升必然有跌落。 　　学区房市场的存在，给了中产阶层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择，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突破曾经与公办优质学校纠缠的各种不平等现象。 　　当然，教育和资产的双重回报也显得异常丰厚：如今，徐萍所在社区的房子挂牌价已经超过每平3万元，有的甚至标上了4.8万元的天价。 　　第二种选择：私立中小学 　　济南学区房价格上涨是从2015年4月份开始的，当时，济南全面推行“零择校”，加之二套房新政落地，一系列政策加持下，名校概念的学区房价格随之飞涨。 　　“零择校”始于2015年。在此之前，2013年，济南市教育局对学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实现了义务教育“无缝隙覆盖”，为“零择校”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2015年，济南市全面落实“零择校”。2016年，在巩固“零择校”基础上，开始实行“零择班”。2017年，继续巩固“零双择”。 　　需要指出的是，“零择校”政策针对的只是公办学校，没有购买到心仪学区房同时又不甘心直升初中的家长们依然有一条路径可以选择，由此，私立学校随之越来越火爆。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目前济南较为出名的私立中小学有济南市外海实验小学、私立济南齐鲁学校、济南世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