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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运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从不同收入层次、不同收入来源两方面分析重庆市农民不同收入层次的内部差距，并建立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因素的作用轨迹。研究发现，重庆市农民不同收入层次的内部差距稳中有升，主要归因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增长总量和农村固定投资额度将有助于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但是现行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工业化的加速将扩大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进而持续扩大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内部差距；倒U型关系；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222-05 　　引言 　　直辖十七年来，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递增，由1997年的1 692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7 383元，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提升，从2006年的2 873元增长到2010年的5 276元。在2002―2011年间区县农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4.6%，渝东北翼地区和渝东南翼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5.1%、15%。农民收入的提升，不仅直接加速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正向地影响着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且农民增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总体购买力和市场的总规模。但是，当人们关注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的同时，其内部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内部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更值得引起重视。 　　农村居民群体的收入平等问题直接关系着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和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许多学者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刻画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比如对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不平等（唐平（2006）、叶彩霞等（2010）等）[1～2]、城乡收入不平等（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等）[3]、行业收入不平等（李娜等（2013）等）[4]、省市间收入不平等（万广华（1998）、孙慧钧（2007）等）[5～6]等问题进行研究。当把某地区或某省市农民收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差距研究时，采用的农村居民收入数据为全部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这将不能反映出不同农民收入层次的内部差距。 　　关于农民不同收入层次差距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分析不同收入层次农民的消费模式，比如卢方元和鲁敏（2009）选取五个不同收入组作为横截面，建立了九个消费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7]，马薇和杨超（2002）中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层次与消费弹性的关系等。而对于农民不同收入层次差距度量的研究并不多，李政（2004）给出了定性的分析，但未进行内部收入差距度量[8]；黄祖辉等（2005）通过微观调研，对村庄内部和村际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9]。 　　对于大城市与大农村结合体的重庆市，农村地域广阔、基础薄弱、人口众多，有1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在三峡库区、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还有40余万人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深山陡坡峡谷地带。在重庆市38个区县中有19个区县处于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其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等受到生态环境制约，约束了部分农民收入增收途径。处于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内的农民收入明显高于两翼地区，而受主体功能区划、土地流转、城镇化、工业化等政策的影响，圈内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两翼地区。这表明在重庆市农民平均收入提高的同时，部分农民收入被平均化。针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情况，黄应绘（2007）将重庆市分为三大经济区，利用泰尔指数从区内、区间对农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10]。那么，目前重庆市农民收入内部差距是怎样的，其收入来源的差距如何，对收入内部差距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已有研究成果寥寥。本文将从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收入来源两方面去探究重庆市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算 　　1.数据说明与描述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5―2013）》，考虑到每年物价水平变动幅度不一致，采用1997年为基期（1997=100）消除物价因素影响的农民人均收入。根据所有调查户依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五分位数20%、20%、20%、20%、20%的比例依次分成：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等五组。由于重庆市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数据统计是从2004年开始的，所以本文研究时间范围为2004―2012年。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四组。① 　　鉴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比达到86%以上，表1给出2004―2012年这两部分收入的原始数据。 　　图1给出了重庆市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收入来源趋势。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在农村家庭中占比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