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理论下公务接待的异化与对策.docVIP

行政文化理论下公务接待的异化与对策 公务接待是国家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公职人员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最常见的事务之一，是其在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公务行为过程中，运用一定的物质精神手段，遵循特定规范所进行的协调公务关系客体的公务行为[1]。既平常繁琐，又严谨重要。但是，近年来我国公务接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公务接待程序、接待标准宽松不统一，公款消费铺张浪费，隐性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导致社会公众对公职人员满意度降低，国家和政府公信力受损，公务接待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自2006年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先后联合发文对党政机关公务接待、出差和会议费用管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使公务接待改革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013年12月8日，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条例》 以“厉行勤俭节约”为主线，要求坚决惩治“舌尖上的腐败”，坚决杜绝公务接待中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然而，公务接待并没有在中央的各项规定中得到完全规制，反而在社会、经济领域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暴露出诸多弊端：公务接待实质认知不到位，导致接待“失根”；公务接待原则偏离，导致接待“失衡”；公务接待细节操作存在盲点，导致接待“失礼”等问题。这些种种表现恰是行政文化在多元文化和价值冲突中的必然结果。公务接待诸多问题的产生促使关于公务接待的研究和探讨众多，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何规范公务接待的实践层面，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以期探讨公务接待异化的理论根源和改革对策。 一、行政文化理论的内涵 行政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社会行政实践活动的产生而产生。行政文化(Administrative Culture)，是指特定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公共行政精神、意识、价值和心理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组织和人员应具备和恪守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生活模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生活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称[2]。 行政文化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工作人员，行政文化的内容，既包括行政心理、行政价值观念及行政行为方式等内容，也包括物质行政文化、制度行政文化和精神行政文化。我国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行政文化是行政人员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具有很强的持久性、稳定性和认同性，能够使组织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行政文化具有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教育教化功能，为人们的行政行为提供范本，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矛盾冲突，规范和约束组织行为，成为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决策部署，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从行政文化理论出发，要建立人民满意的政府，就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坚持人民公仆意识和服务奉献宗旨，时时处处践行“以人为本”、行政为民的行政精神，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二、行政文化理论下公务接待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指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物质和精神的活动及其产物却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反对、支配和统治主体本身[3]。公务接待主体在接待活动中产生违规现象，则与它自身公务接待活动相背离。因为，中国的行政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既继承和发扬了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自然也会产生不利于推动中国特色行政文化建设的异化现象。 （一）“差序格局”的行政文化，公务接待“私人化” “差序格局”的行政文化产生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人们在互动中形成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纵观中西方社会结构形态，存在明显差异，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社会，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如同一捆一捆绑在一起的柴，捆与捆之间，柴与柴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界限，人与人之间讲的是权利。然而，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社会形态如同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面荡起的一圈一圈涟漪，社会关系以“己”为中心，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范围的大小根据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4]。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有亲疏，爱变得有等级差别，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形成了“圈子”文化和“圈子”现象，尤其在利益面前，人们讲究的是攀关系、讲人情。体现在公务活动中就形成了很多人办事不遵守正常规则，而是托关系、“走后门”，在公务接待活动中，表现为关系不熟或者没有关系者接待随意甚至接待怠慢，领导的亲人、朋友、同事热情接待、特殊照顾，希望通过这种“人情政治”攀关系、谋私利，这种“私人化”的公务接待完全有悖于公务接待原则。 （二）“官本位”的行政文化，公务接待“失重” “唯上不唯下”，“万般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