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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的研究 　　摘要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 多维贫困；能力建设；云南省；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095-09 　　DOI：10.12062/cpre 　　贫困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由最初的收入贫困[1]发展到多维度贫困、能力贫困[2]，贫困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在不断变化，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lllartya?Sen）首次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3]，指出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收入被剥夺，而是因为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被剥夺，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对此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以重建个人能力为主的扶贫路径，指出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有助于个人获得更多收入以摆脱贫困，但首先要全体居民取得平等的权利[4]。在森的倡导下，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多维角度，国内外有关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在贫困维度的选择[5-7]、贫困测度的方法[8-10]、融入空间分析方法[11-12]以及对不同群体福利贫困的测度[13-15]。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的概念是以对发展援助批判的形式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统发展援助出现了“援助疲倦”现象，特别是人们对援助效果不满，能力建设强调把发展建立在本土资源、所有权和领导力之上，强调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援助”应向“较少依赖”，再到“自助”转变[16]。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步提高，但贫困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市场化的推进和城乡分割式的权利体系强化了农村的弱势地位，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困难[17]。政府需要以新的方式加强对农村的介入，加快促进农村社会主体性的成长成熟，这些都是增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的驱动力。在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云南省涉及4个片区91个县，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文章将以多维贫困理论为基础，基于对滇西边境片区、石漠化片区、迪庆藏区和乌蒙山区4个片区的农村家庭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特征进行识别，再从扶贫能力建设的角度，分析扶贫主体能力建设对多维贫困发生的影响，以期帮助扶贫参与主体提高自身能力建设，从而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多维贫困指数可以帮助测算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等多个维度，其计算方法是设定贫困维度及指标并确定每个维度指标的临界值，设定依据是贫困家庭微观数据，构建贫困剥夺矩阵，在此基础上进行多维贫困识别，具体步骤如下： 　　2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2.1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实地入户调查数据，涉及云南省10个地州（市）、18个县，根据云南省四个连片特困区覆盖范围，在每个片区所含地州（市）按普遍性和代表性原则选取1―2个县，每个县随机选取1―2个自然村于2015年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