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的研究.docVIP

金庸及其侠义思想的研究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必有金庸的小说。在很久以前，就有人这么说。诚然，以传播学的观点来看，金庸小说的传播范围是很大的，在世界上有许多名著传播范围也很广，像《圣经》，大仲马、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也是如此，像《毛泽东选集》，巴金、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的传播仅限于固定的接受人群，如宗教人群，文学爱好者以及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接受人群。而金庸先生则创造了一个奇迹，不仅传播范围广，而且“受众”也形形色色，诸如国家领导人、大学教师、学生、工人、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涵盖了所有中国人，不仅如此，在外国也有广泛的受众，越南政党辩论就引用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来讽谕对方强权。 　　金庸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侠”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有广泛的接受心理，另一方面是金庸的艺术手法和创新意识与当时的接受氛围相吻合。 　　 　　一、侠之大者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对“侠”下了个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以说，这不仅仅是金庸，也是所有武侠小说家笔下“侠”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少是“为国为民”二者有其一，以金庸小说为例，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乃至包括韦小宝，俱是如此。金庸试图通过武侠小说来塑造一种全新的人格，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构建一种全新的人格。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呈现一种三教并存的多元化趋势，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包容和对统治的实用价值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后世的主流思想，但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畸形，它的创始人孔子出身没落贵族，使他的思想带上了保守的烙印，他游学于世，兴办教育，固然有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目的，所以强调仁。但更多的是周旋进退和经世致用，其政治目的，只不过较为理性，并对手段加以规范，所以强调“道”和“礼”。这种思想本身是比较健康的，但很不幸，这种思想和权力结合的一塌糊涂，在经过统治阶级以及“伪儒学派”如董仲舒等的改造，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精神枷锁，至宋朝经过“二程”、朱熹的阐发，儒家思想逐渐法律化，宗教化，开始显示出其两重性的一面。一方面它在发挥其道德律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让这律令为统治服务，而且无论统治阶级的好坏，所以很容易出现理的和谐与现实的肮脏相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两重性的人格特点，在他们身上充斥了虚伪、矛盾乃至肮脏的东西，造成这种畸形与儒家思想形成的初衷大相径庭，儒家思想至宋已经成为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具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畸形，就因为本身的正常欲望受到不合理的扼杀，从而也扼杀了任何一种带自由的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遭受了一次集体阉割，成为一群知识太监，完全丧失了自我。在整个社会被毒害的情况下，这种阉割受到推崇，受到膜拜，所以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才会为了达到武学上的至高境界而自我阉割，因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至高的武学宝典――《葵花宝典》，但这本宝典第一句话就说的很明白：欲炼此功，必先自宫。这与理学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基础上，金庸试图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人格，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而是所有中国人的人格。在五四运动打倒的传统文化的废墟上，金庸接受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借鉴西方文化中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一部分，形成新的人格标准，并在小说中塑造具有这类标准的人物，最开始是陈家洛，他是个很传统的人，他的人生目标是“反清复明，匡护正义”，但他很快就茫然了，反清是因为它残暴和不正义，那么复明呢，明朝就不残暴，就正义吗？！当然不，所以他这个目标很是苍白和没理由，而“匡护正义”，在反抗清廷的残暴和社会的不公上，陈家洛的确身体力行，算是有所成就，但他仍然是幼稚的，他读对圣贤书，身体力行，却没看出对圣贤书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两重性、虚伪性，傻呼呼的绑架乾隆，并以乾隆有汉人血统为理由，要求他还汉家河山。陈家洛不知道，乾隆是满人则可统治天下，是汉人则自家性命尚且难保（他所倚重的满族力量是不会让一个汉人当皇帝的），更不用说什么还汉家河山了！陈家洛的失败在于他读懂了圣贤书，却没读懂人性，他大大的高估了教化对人的作用，也存在缺乏与时俱进的保守主义的色彩。陈家洛的失败也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良知，可爱可敬的读书人失败的一个缩影。 　　郭靖则与之有所区别，郭靖虽傻，但经历的坎坷却使他大彻大悟，有一种大智若愚的味道。“出世”和“入世”都把握的很好，出世则和黄蓉在桃花岛闲云野鹤，入世则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就算这个国国将不国，就算兵败自杀也在所不惜，表现出一种优秀中国人的素质，真正做到了舍身取义。虽然带有完美主义之嫌。 　　郭靖之死有一种为文化殉葬的意味，他的死是一个悲剧，但他还有一种文化可以殉葬。乔峰则不然，乔峰是契丹人，相对于大宋他是异族，但他长在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