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碰撞.docVIP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历史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进兴 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白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白20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相互辉映。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20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21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在中国，“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击。 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王国维指出：“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 “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获得不少的回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评断。柳诒征说：“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便是明证。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 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职是，特别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著作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