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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历史论文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董立河 关于后现代主义，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谓纷纭芜杂，莫衷一是，但最权威的论述仍然出自法国哲学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该书中，利奥塔区分了两种知识：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所谓科学知识，大体上相当于实证科学知识，通常是由一系列定义性的或描述性的陈述所构成。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一些事实判断，它们有真假之分。所谓叙事知识，相当于讲故事，通常是由一套述行的和规定性的陈述所构成。叙事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些价值判断，它们没有真假之分。科学知识始终与叙事知识处于某种吊诡的关系中。一方面，科学知识总是质疑叙事知识在认知方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将后者视为“寓言、神话和传说，仅仅适合妇女儿童的口味。”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诉诸叙事知识来支撑自己话语的合法性。“科学知识无从知道自己是真知，也无法使别人知道其为真知，除非它诉诸另外一种知识亦即叙事知识，而从科学知识自身的观点来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合法性要由一系列宏大叙事来加以保证。宏大叙事亦即大故事，指的是有关世界的总体理论或哲学。比如，世界万物的可知性、语言精确再现实在的可能性和绝对自由的可能性等。在利奥塔那里，最主要的两个现代宏大叙事是黑格尔的思辨叙事和马克思的解放叙事。前者讲述的是知识终将统一的故事，后者讲述的是人类终获解放的故事。但是，在利奥塔看来，从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完成战后重建开始，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而西方文化也进入所谓后现代时代。在后现代状况下，随着通讯技术、大众传媒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知识越来越转化为话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日益离不开语言符号。面对多元异质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人们开始怀疑宏大叙事的可信性。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元叙事亦即宏大叙事。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便是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崩塌或终结。具体到历史领域，宏大叙事指的是有关历史意义和史学知识的总体理论。现代历史学家通常都是或隐或显地诉诸历史进步性、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再现历史实在的可能性等元叙事来保证自己学科的合法性。20世纪70年代左右，西方历史学也步入后现代阶段。历史元叙事已成明日黄花。历史进步被视为意识形态和神话，历史事实也被等同于文学虚构和语言制品。在这些元叙事支持下的历史学也面临危机和困境。 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历史认识和历史语言的客观性等元叙事构成传统“历史理性”的核心内容。根据刘家和的观点，“历史理性”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基本对等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它探究历史进程的规律、节奏和意义等问题，历史进步论题是其中的焦点问题。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大体相当于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本质，其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或合理性，其中也隐含着历史语言的透明性。在后现代语境下，作为传统历史学最终根据的“历史理性”遭到无情的奚落和攻击，从而导致历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在新的历史观念背景下重新讲述历史元叙事，重建历史理性信念，从而解决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呢？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论题。 一 19世纪中期，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埋葬以后，便把牛顿的科学范式推上霸主地位，使之成为当时各种学科和话语的标准。实证主义纲领通常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确立事实，其次是探索规律。19世纪的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实证主义精神的浸染。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是把孔德的实证主义贯彻到历史学领域的代表。他们力图在考订、分析和综合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兰克对于历史规律不感兴趣，他宁愿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步。对他而言，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广泛搜集和审慎考订，“如实直书”，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历史学的任务是了解显示在原始资料中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和意图，进而把握其背后更为深远的精神和意义。因此，历史学方法论所需要的是一种强调对文本资料或精神表达进行理解的学问，这便是诠释学。兰克派历史学家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他们表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形式则是叙事。19世纪末，为了抵制实证主义（准确说是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二步）对历史科学的僭越，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哲学家开始对德国历史主义诠释学传统进行辩护，试图为人文科学制订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明确方法论。他们强调，历史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个别阐释法和自然科学的一般概括法截然不同，前者力求理解事件的独特过程，而后者则力图通过普遍规律解释自然现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历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