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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典悲剧美学差异剖析
中西古典悲剧美学差异剖析
基金项目:本文受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支持(项目编号:12J174)。
中国当代美学家朱光潜说:“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伟大的悲剧能激发我们的勇气,陶冶我们的情操,愉悦我们的情绪,鼓舞我们的精神,震撼我们的心灵,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对悲剧美学观念的讨论也贯穿整个中西文学理论史。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悲剧多表现为“伤感”,而在西方传统文学中则多表现为 “崇高”;中国悲剧主人公身上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命运的悲惨,而西方悲剧主人公身上更多有一种抗争的悲壮;中国悲剧是写命运樊篱之下的悲剧性的“事”的,西方悲剧则是写困境中有人性弱点的“人”。中西方不同的悲剧美学观念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就是以不同的特有悲剧模式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
一、中西古典悲剧模式
西方古典悲剧着意于“崇高”,古希腊的悲剧是悲剧的经典,它是命运悲剧。人在与强大的外在力量的斗争中,感觉到外在力量的不可战胜与自身力量的弱小这一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人有两个选择,要么自暴自弃,坐等那将要到来的命运;要么选择勇敢地抗争那明知不可改变的强大力量,以期在命运的樊篱内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或者至少展现出人的大无畏精神。古希腊的悲剧就是选择后者,它强调的是人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不屈不挠的勇敢作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并不着意于“悲伤”或“伤感”,而是着意于“严肃”。郎加纳斯则用“崇高”一词来总结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审美感受,同样认为庄严而伟大的思想是“崇高”的首要条件,“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没有说出来,也每每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有创见,善于安排和整理事实,不是在一两段文章里所能察觉出来的,而是要在作品的总体里才显示得出。但是一个崇高的思想……伟大庄严的思想,来自高尚的心灵,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是心胸旷达志怀高远的伟大心灵的自然显现。”西方古典悲剧都以崇高作为强烈激动的情感的来源,并且只能是对于正义、真理、英雄事业的向往以及为之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而庄严的情感。
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反映了崇高这一西方悲剧美学观。作品主人公阿喀琉斯在奔赴战场之前便被祭司告知,若赴战场则必然无法归乡,不去战场则可子孙满堂,而阿喀琉斯的回答则直接表达了庄严肃穆的“崇高”追求:“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 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也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 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而其主要对手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决战前,他告别亲人的动人场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壮色彩。其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正是西方悲剧美学观所谓“崇高”的最佳表达。
在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崇高”这一西方悲剧美学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四大悲剧无一例外以“崇高”作为悲剧人物的审美特征。以《哈姆雷特》为例,哈姆雷特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从事的复仇事业的象征性含义远远超出替父报仇的狭小范围。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断地惊醒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探讨,涉及到人的生存死亡,死后是否有灵魂等形而上的问题。其思想上的复杂性使他游离于复仇的主题之外而探讨本源性问题,造成了其行为上的犹豫不决,最后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悲剧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存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从这个角度解读《哈姆雷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哈姆雷特所从事的复仇事业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模仿“高尚”的人的行动,且主人公必须是为某种正义事业进行斗争,由于矛盾冲突等原因而失败或牺牲。由此也就构成了《哈姆雷特》的“崇高”这一西方悲剧美学观念的重演。
与西方古典悲剧美学观念不同,中国古典悲剧则倾向于表现“伤感”这一东方悲剧特有的美学观。这里笔者以《窦娥冤》和《汉宫秋》为例来诠释“伤感”在中国古典悲剧中的表现模式。
《窦娥冤》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位列中国四大悲剧之首。它的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中国古代四大悲剧中的另一部是马致远的《汉宫秋》,讲述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冷宫中的王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并欲将欺君的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
窦娥与昭君的悲剧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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