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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满意度及其敏感性剖析 　　摘要 　　农民是中心村建设最广泛的参与主体，农民满意是中心村集中居住工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基于天津市21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首先分析了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总体满意度及对各方面工作的分项满意度；其次，运用相关分析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了农民各分项满意度对其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再次，在把分项满意度及其敏感性放在同一坐标系内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中心村集中居住各项工作划分为四类，即“继续努力事项”、“重点改进事项”、“低优先事项”和“不刻意追求事项”；最后，提出了强化中心村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心村建设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完善中心村治理机制、多渠道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心村；集中居住；农民满意度；敏感性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4-006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09 　　中心村集中居住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依据公众满意度理论，农民是中心村集中居住的顾客，中心村集中居住必须要坚持“农民导向”，提高农民满意度。然而，由于我国的中心村建设是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进实施，而非自然、循序渐进的过程，农民满意度往往被忽略，农民的利益也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无疑会降低农民对中心村政策的评价，削弱这项工作的民意基础。本文在对农民入户调查的基础上，了解掌握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各方面工作的态度、评价及其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提出基于农民满意度的中心村集中居住对策建议，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梳理 　　在国外，中心村建设由来已久，其中，尤以德国、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在中心村建设中对农民满意度的关注及相关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巴伐利亚州1988年就出台了“村庄更新，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有效解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巴伐利亚州更是被欧盟誉为“现代化田园”的标杆[1]，德国在中心村建设中还十分重视农户参与，注重达成并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遵守的“契约”[2]。二战后，日本注重“村庄合并”，其在村庄合并及后续集中居住的过程中，都坚持农民满意原则[3]。以色列在中心村建设中，基于其移民国家的特点十分注重农民群体的独立性，充分重视农民满意度[2]。国内中心村集中居住的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展开，主要集中在规划布局[4-5]、资金筹措[6]、发展状况分析[7-8]等方面。基于微观主体―农民视角的研究还不多见，仅有吴云青等[9]、赵国玲等[10]从中心村集中居住事前民意调查的角度考察了农民移居中心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而对于农民入住中心村后的感受如何？满意与否？并未见相关研究报道，而这对于进一步优化中心村集中居住政策，实现中心村集中居住工作的可持续推进是至关重要的。鉴于此，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满意度调查及其敏感性分析，为相关政策的修正、创新提供定量信息和参考依据。 　　2研究数据 　　本文选择天津市为样本研究区域主要原因在于：①近年来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主要形式推进的中心村建设主要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周边农村开展，天津自2006年成为首批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省（市）以来，中心村建设成效显著，其“宅基地换房”的模式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由于无经验可循等原因，天津市的中心村建设也出现了诸多农民抱怨问题。②近些年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民对于改善既有的生产生活条件具有较强烈的期盼，中心村建设潜力巨大。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及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背景下，本文选择天津作为样本研究区域在全国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中心村建设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启示可以为处于相似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地区的中心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的实地调查在2013年1-3月期间完成。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分布不但广泛且代表性强，课题组特别注意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在区域构成上，做到了既有经济较发达的近郊四区和滨海新区，又包括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宁河、蓟县和静海等远郊区县；第二，在中心村区位条件上，做到了既有城郊村，又有乡镇政府驻地村和其他一般村；第三，在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收入上，既有人均不足0.5万元的，也有人均2万元以上的。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课题组采取直接入户调查并现场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了避免理解上的误差，调查员对农民的疑惑当场做出解释，每一份问卷都由被调查农民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当场作答。调查共发放问卷269份，回收有效问卷216份，有效回收率为80.30%。 　　3研究方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