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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完美 　　摘要：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披露有自愿性和强制性之分，强制性信息披露代表着立法的介入。就中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现状而言，确立强制性信息披露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自一开始起即十分重视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寻求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法学界面临的又一个课题。 　　关键词：投资基金；信息披露；证券执法 　　 　　基金业的发达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出资股东大多是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的情况下，要有效地防范利益冲突、内部交易、关联交易、欺诈、操纵等行为，就必须加强投资基金业的信息披露，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设定投资基金相关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赋予国家有关部门的信息披露监管权，以减小或消除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地防止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发生，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选择机制的功效。 　　 　　一、建立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必要性 　　 　　披露，英文为disclosure，又可译为“公开”、“公布”等。信息披露就是在有价证券的发行和流通市场上，为满足投资者进行恰当的投资判断，而对证券发行者的项目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信息进行公开的过程。 　　信息披露有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之分。前者是由代理人自愿或与委托人谈判而选择的信息披露方式，包括披露的内容、披露的时间与披露的具体方法；后者是通过立法强制相关主体按法律规定的要求公开有关信息。然而，在证券市场上，信息披露到底采用自愿还是强制披露方式存有较大争议。有学者在研究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关系后认为，证券业应采用自愿性信息披露。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在1964年《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管制》一文中，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没有明显的影响。本斯顿(George Benston)于1973年研究了美国强制性财务信息披露对二级证券市场的影响，同样得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对股票价格没有明显影响的结论。后来有人(Easterbr00k＆Fischel)在1984年甚至主张，由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在现实中根本无效因而没有存在的必要。LouisLoss于1988年认为强制信息披露无用，“公平披露”的目标也是不适当的。Grossman和Hart在1980年，Grossman和Milgram在1981年提出，如果披露是无成本的，公司就有激励自愿披露信息。但是在信息披露有成本的情况下，Jo－vanovic和Dye各自于1982年和1986年证明，只有业绩显著大于一定水平的公司才有动力披露真实信息。Romano在1996年认为，现行的信息披露管制政策已成为公司的束缚，应该允许公司自行选择所要披露的信息。她还认为应该给予公司选择管制体制的自由，使公司能在各州的法律或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框架中自由选择信息披露体制，这有助于消除一国法律的“管制垄断”。这样，公司就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的披露框架。Choi与Guzman在1996年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针对强制信息披露无效论，信息披露制度修正学派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是必要的。如福斯特(Foster)1980年认为，信息的自愿披露会导致外部效应，主要包括信息披露时间所导致的外部性和信息披露内容导致的外部性。格拉德斯通(Gladstone)1932年指出：“一切要做的就是披露，显露出来的欺诈是没有杀伤力的。”大法官布兰代斯(L.D.Brandies)则更形象地比喻“披露是医治社会的良药，就如太阳是最好的防腐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 　　客观地说，在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之间的是非争论没有停止过。然而，正如波斯纳(R.A.Posner)在：1977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交易成本很低时，法律主张将资源所有权的分配留给市场决定，但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法律倾向于决定由政府干预这种分配。在证券信息的供给、披露和传递过程中，市场机制下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因此，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大大节约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以及为达成合适的自愿披露契约而产生的成本。 　　在投资基金市场中，基金管理人在披露信息时，倾向于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不愿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准确、及时地披露。阿德麻蒂和普雷德勒(Admati＆Pfleiderer)2000年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选择最佳信息披露时是非连续的，存在信息价值的规模经济，当有利的信息精度超过一个临界点时才会予以披露，因为这样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