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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奏议剖析我国古代奏议类文体之功能 　　摘要:奏议是我国古代臣僚向帝王进呈进言的文书的统称。我国古代奏议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公文体制的确立期,秦汉奏议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工具性色彩,在社会管理和公务活动中具有谋政、诤谏、陈情、信息、档案等五大功能。通过研究秦汉奏议,我们可以概括总结出古代奏议类文体的功能和作用,这对于我国公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古代公文;秦汉时期;奏议;功能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113―02 　　 　　奏议,也称“奏疏”,是我国古代臣僚向帝王进呈进言的文书的统称,属上行公文,是古代最常见的一种应用文体。在我国古代典籍之瀚海中,作为“决策之依据、资政之龟鉴”的臣僚奏议,别具风格,独树一帜,不仅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文体,更是值得挖掘和总结的公牍文体。 　　一、奏议的渊源 　　我国古代公文最早萌发于夏朝,奏议则可追溯至商周时期。从现出土的已初具文书形态的甲骨文书来看,商代已经出现了上行文,并包含了萌芽状态的奏议。中国第一部公文集《尚书》中的谟、诰的部分文章就是奏议的最早雏形。西周时,出现了名叫“事书”的上行公文,《周礼?春宫》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其中的“事书”即诸侯、各级官员向周王汇报情况、请示问题的文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列国管理活动的需要,呈报性公文出现了“上书”、“丁籍”、“计书”、“箴”等文种,主要用于诸侯、中央和地方官吏向君王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汇报事情、请示问题或上谏规诫。此中的“上书”,就是后代奏、章、表、疏等的前身。 　　秦朝建立后,李斯等建议“命为‘制’,令为‘诏’,臣子向皇帝上书、呈文统称为‘奏’”,获得秦始皇允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最高统治者明文划定了公文文体,它为封建公文构筑起了基本框架。汉代定礼仪,对于上行文,在“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章”、“表”、“议”、“疏”等。《文心雕龙?奏启》:“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文心雕龙?章表》:“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由此可见,汉代不仅对上行公文的分类进一步细化,而且对其使用功能及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规定。除上述几种法定上行文种外,秦汉时期还有一些未纳入法定“礼仪”的上行文,如书、对、封事、露布、笺等。秦汉时期由于经过统一文制礼仪,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公文体制的确立期,古代公文由此走上了法定化、程式化、规范化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魏晋以后各朝代的公文文体,基本只是仿照、沿袭秦汉而有所增损变通。比如唐宋时期,臣下递呈皇帝的文体,在沿用前朝的奏、表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子、熟状、奏状、札子等。到了元代,仍然沿用前代的奏、启等,基本上都没有大的创新或者变化。因此,所谓“一斑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剖析秦汉奏议,来考察我国整个古代奏议类文体的功能和作用,这对于公文史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二、奏议的功能 　　奏议属实用性很强的政务文,在实际应用中,不仅用于陈情、表意、议事、谏言,还用于劝请、陈乞、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辞解、陈谢、讼理、弹劾、驳斥、游说等等。秦汉奏议在社会管理和公务活动中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工具性色彩,其社会功能大致有五。 　　1.经帮治国的谋政功能 　　经国功能作为奏议的首要功能,早为古人所共识。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出奏议是“经国之大业”,并对其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汉书?食货志》所载贾谊的《论积贮疏》为例,该疏结合汉初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所潜伏的政治危机,指出积贮粮食的重要意义,论述分析了积贮不足的严重危害,最后提出要使民“归之农,皆著之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其储粮重农之主张切中时弊,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变成了国家政令,对巩固西汉政权、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如李斯的《罢封建议》、贾谊《治安策》;路温书《尚德缓刑书》;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唐蒙《上书请通夜郎》;晁错《论贵粟疏》、贾让《治河议》等等,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推进文化建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生产无不出谋划策,以求经国安邦。这些奏议在不同程度上为帝王所纳,对完善封建制度、维护国家机器运转、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和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故有“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之说。 　　2.监督制约的诤谏功能 　　封建社会帝王位处九五之尊,实行君主专制,难免或唯我独尊、或专横暴虐、或昏庸无为,影响国计民生,甚至江山社稷的安危。我国各朝各代均不乏仗义执言、忧国忧民之士,因此产生了很多上书谏议、指陈时弊、规劝帝王的名篇。秦汉时期,如东方朔《论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