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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应范式完美大学生预备党员培养① 　　摘要：回应源于公共管理学派对政府责任的研究，是政府对社会及公众的诉求进行制度整合的一种互动类型；目前的回应研究大多以政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回应理论在政党建设中的适用性，并根据在全国多所高校对大学生预备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针对预备党员与党组织互动中存在的互动方式以自上而下为主，利益表达不畅，预备党员需求与党组织认知之间存在差异等问题，运用回应范式，提出对预备党员的培养应深化回应理念，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整合党内利益需求的对策，对回应理论的深化和运用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大学生预备党员;培养;互动;回应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0-0241-03 　　 　　回应是指多元主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及实践的互动过程[1]。作为对社会互动现象、关系及实践过程的理论规制，它与社会学的“社会互动”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互动研究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交往活动；而目前对回应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理解，互动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群体及公民等，研究在公共行政和公共决策中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并主要从政府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回应性问题，如张成福的《责任政府论》，郭道晖的《政治责任与责任政治》等。西方对回应的研究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纳入民主理论的体系来进行。早期文献较多是对政府回应性和责任性问题进行讨论，后期学者更多关注政府回应的实质体现和组成，如美国学者格罗佛?斯塔林在《公共部门管理》一书中提到，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应，“回应应该是政府首先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是首先确定问题的性质”[2]。 　　“回应”如此频繁地用于政治学领域，以至于在相关研究中，“回应”变成了“政府回应”，这也正是公共管理学强调的“回应=政府回应研究范式”。戚攻在回应范式的研究中提出回应包括政府回应、社会回应、共同回应三种互动现象、关系及过程[1]，这一分类是按照回应主体、回应方式和回应度的区别来划分的，但其定义的“回应”本质上还是研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没有脱离“政府”这一主体。本研究试图将回应理论运用于政党组织，针对高校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的诉求以及对其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探讨预备党员愿望表达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回应”理论对政党适用性的分析 　　“回应”属于“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行政权力的公共性使其具有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这种契约权的性质决定了行政权力必须回归本源，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公众服务。“回应”理论用于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源于对政府职能和责任的分析。政府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统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因此政府为了维持其合法存在，需要通过回应这一互动过程基于公众利益最大化原则对社会及公众的诉求与期望进行制度整合。 　　政党是人类政治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特定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为实现其根本利益和某种理想、目标而组成的政治组织[4]。政党权力分为内生性政党权力和外生性政党权力。前者是政党的自治性权力，由政党成员经过党内选举的形式平等地将享有决定和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委托给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而产生；后者是政党的功能性权力，由包括政党成员在内的人民群众将平等享有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经法律程序让渡给政党而形成。无论是对内管理权还是对外执政权，本质上都是政党权利主体对应有之权的委托，其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一样，首先属于一种契约权，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是政党维权的工具[5]。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缔造者，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形成和现实需要决定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政党进行政治统治的合法化，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且主要来自政党成员和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可和积极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对党内和社会需求整合的能力。在党内，党组织是否拥有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直接取决于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态度及参与程度，党员权利主体的根本地位决定了党员民主权利先于党的组织权力，即从根源上说，党组织的权力是党员授予的。而党组织权力的设定是为了党员民主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最终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如果权力成为权利的异化，就必须要受到权利主体的定期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