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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析 　　数十年来，唐宋社会变迁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经济史同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实，元代及明前期又出现了与中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又发生过不大不小的社会变动。??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一是：南北经济政治的反差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格局。?? 　　东晋开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元朝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前朝，相对于南方，显著落后了。国家财赋不得不进一步仰赖东南，每年需要上百万石稻米海运北上。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反对应的是，元朝国都自漠北和林南移到上都和大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政治上北方支配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便呈现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元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有两个新动向：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二是：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海洋扩张。?? 　　元朝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统一强制流通纸钞的国家，马可波罗称之为“点金术”。在16世纪荷兰人白银尚未大量流入中国以前，纸钞流通应是解决铸钱原料缺乏难题的积极尝试。纸币对元代财政经济犹如一把“双刃剑”。纸钞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与元代本身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流通需要并不完全适应，恐怕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国家解决“钱荒”而强制性实施的权宜行为。由于缺乏现代银行制度，加上元朝其它弊病的混合作用，推行纸钞又容易带来财政方面的动荡。蒙元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分为中央部院、宫廷官署、地方官府、投下官府等四大系列，以规模大，役使工匠多，机构重迭繁杂，管理效益低下而著称。官营商业主要是以斡脱商和部分回回官员亦官亦商等特殊形式出现。官营工商业对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肯定有妨碍牵制等消极作用。?? 　　元代的海外贸易在沿袭南宋体制的同时，又增加两个特别的因素：一是满足宫廷奢侈消费的买珠宝，另一是斡脱商经营。由于添入这两个新的刺激性因素，海外贸易获得政府的全力推进和保护。?? 　　元朝还有两件事值得充分关注：大规模江南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二者均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认为，海外征伐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给蒙元帝国已有的游牧国家与农耕国家混合体带来了海洋国家性质。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曾经酝酿和部分实施过海洋帝国的美梦。［1］蒙元王朝及其统治的中国曾破天荒地从运输、军事和贸易三领域大踏步地向海洋扩张发展。这对后来明郑和下西洋不无影响。??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三是：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 　　唐后期和宋代，劳役已不多见，差役却迅速发展。元代实行职业户计制度――百姓按照职业被分为诸色户计，必须依据自己的职业户计为官府提供各种不同劳役。这无疑意味着百姓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君民关系）再度恶化。元代全民当差服役，直接影响到明朝。明前期的民、军、匠、灶四大户计以及按职业承担的劳役，直接来自元朝。?? 　　春秋以降，君臣关系不断进化演变。随着科举制发展，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尤其是理学问世后，士大夫强调道统先于君统。宋代一些皇帝曾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有了不杀文臣士大夫的不成文规定，士大夫地位有所提高。元世祖忽必烈等将草原主奴从属习俗带入君臣关系，内外大臣统统被当作黄金家族的奴仆，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忽必烈曾诏谕：“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王文统、卢世荣、桑哥、郭佑、杨居宽等正副宰相，一个个难逃诛杀厄运。元顺帝又步其后尘，杀戮一品大臣500余人。明初朱元璋《大诰》直言不讳：“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庚申外史》任崇岳笺证本，卷下，第1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可见，在诛杀大臣方面元世祖、元顺帝与朱元璋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四是：突破羁縻传统，改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政策。?? 　　唐宋治理边疆，实行的是羁縻政策。羁縻州只是名义上的府州区划，一般不呈报户籍，不承担贡赋。蒙古统治者将汉地和其它少数民族居住地都当作被征服地区，而与中原王朝将边疆地区视作蛮夷之地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基于这一新理念，元廷因俗设“土官”而治，强制实行检括户籍，设立驿站，比较固定的缴税和贡献，强制征调土官土军等。正如忽必烈对播州安抚司的诏谕：“阅实户口，乃有司当知之事，诸郡皆然，非独尔播。”［2］（卷63）吐蕃地区比较特殊，实行“政教合一”宣政院统辖的制度，但阅户缴税的原则依然如故。他们不去多理会唐宋羁縻州政策，而是独辟军、政、财等较直接管辖的路子。??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五是：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 　　元朝迎来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