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心理学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浅述.docVIP

传播心理学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浅述 　　【摘 要】 本文从传播心理学理论的传播者、传播过程两个角度，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到1923年间发放的宣传单、出版的报纸、领导人所做的演讲等宣传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的宣传行为的几个特点。即：增强传播者的公信力以提高传播有效度；根据受众不同设立多样化的传播者组织；传播内容根据受众状况不同进行有针对性的语言、内容设置。 　　【关键词】 传播心理学；中国共产党；宣传行为；特点 　　一、引言 　　根据对1921-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的研究，按照现代传播心理学理论的分析思路，分析此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各环节能够更清晰地描述宣传行为的全过程。其中采集的部分分析样本不仅限于1921-1923年间所发生，但与该期间事实有密切关系，是与客体同质性的论证证据，如美国学者L?Sullvian和R?H?Solomen运用统计分析发现，《新青年》杂志的文章明显可以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19年后则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1]且陈独秀为建党初期党的主要领导并负责多项宣传工作，其宣传行为与1921年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较强的相似性，故同列于文中，以增强论证说明的效果。 　　二、传播者视角的分析 　　1、传播者的专业性与公信力 　　陈独秀在1917年1月调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此前其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当时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眼中，之前发表的文章“既不怎么谬，又不怎么对”。[2]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无人喝彩也无人批评的普通刊物。[3]在《新青年》随陈独秀赴京后，在投稿者之中，加入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这类资深学者，还有北京大学的其他著名教授。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杂志在停刊四个月后恢复出版，从第四卷开始，有周作人、沈尹默、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投稿。[4] 　　对于这段历史事实，《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宣传媒介之一，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其研究价值不可小觑。《新青年》的崛起，使得后来党的早期干部能够获得一个宣传效果好的媒介和平台。同时，将《新青年》本身视为一个传播者，其公信力和专业性的程度，也影响着受众的接受程度。《新青年》的兴起与两个要素密不可分，一是其杂志主编陈独秀的提拔与任命，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是极高的公信力代表，另一方面，杂志的内容由北大教授编纂，其内容的专业性有极高的保证水平。根据卡尔霍夫兰团队的研究成果，则在受众即当时能够接触到《新青年》的群体中，有较强的传播效果。而这一关联关系，从当时受众对于《新青年》的看法之中，能得到较好的印证：“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学衡》派对于《新青年》颇有微词，认为《新青年》正是借助北大威望才得以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梅迪光曾说：“彼等之学校，则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5]从这两项事实可以看出传播者的公信力、专业性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呈现出一种积极影响的关系。 　　2、传播者的组织特点 　　根据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历史的考察，可将传播者的方式与传播组织的特点归纳如下： 　　根据受众的区别分别建立不同的传播主体。如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刊物之中，在建党之后有新成立的五个主要刊物，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首先是1922年9月13日蔡和森在上海创立的《向导》杂志，由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瞿秋白、马林等人投稿为主，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影响广泛。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历史中被称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明灯”和劳苦大众的“福音”和“先锋队”，由最初发行的3000份增至4000份；其次是1922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主要针对青年进行宣传；再次是1921年12月13日李达创立的《妇女声》，主要针对妇女进行宣传；还有1922年4月10日由毛泽东以湖南自修大学名义创立的主要针对理论性宣传的《新时代》杂志；主要针对海外留学生的、1922年8月1日在法国创刊的《少年》杂志。而最具代表性的是1921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刊的《劳动周刊》，由于其主要针对工人进行宣传，故语言通俗，开设评论、通讯、社会调查、工会消息、劳动界消息、小说等栏目，根据工人受众的组成复杂而适应不同的受众需要。[6] 　　宣传主体形式多样化，不局限于刊物。除了上述主要宣传刊物，建党初期的其他宣传品诸如小册子、传单也是重要的宣传形式。如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的太平洋会议期间，共产党员转发第三国际与日本山川均及界利彦评论会议的论文5000余份，转发陈独秀、李汉俊评论会议的文章5000余份，1922年1月1日发宣传共产主义的贺年卡60000余份和宣传单20000余份，1922年4月直奉战争期间发宣传册5000余份，1922年1月15日在纪念李卜克内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