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玉兵器演变浅述.docVIP

商周玉兵器演变浅述 　　春秋之时，楚王得到欧冶子、干将精铸的三把宝剑，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均锋利无比。楚王引剑麾兵，打败了晋郑王，于是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这个故事出自《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中所谓“石兵”、“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今天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可以理解，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从轩辕时代到商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往来征战也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真实形态，兵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近现代考古发掘了大量的斧、铲、刀、凿等“玉兵”，于是有考古学者依据《越绝书》中风胡子所谓“以玉为兵”的说法，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玉兵时代”。 　　其实仔细分析风胡子的话也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石兵、玉兵、铜兵、铁兵”，实意指的是工具。《说文》：“兵，械也”，就是器具，它首先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工具，当然亦可以是进行征战的“兵器”。也许有玉兵器曾经在战场上被实际使用过，不过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情况就会改变，因为“玉兵”这种稀罕的天地精物既非常不易觅得，又非常不易制作，一旦打打杀杀如此消费也太过奢侈了。由于玉兵既有玉之缜密、温润、精光内蕴的优良品质，又有杀伐、威严、通天祀神的力量象征，于是“玉兵”继续制作，只不过摇身一变，从玉兵器转升为玉礼器，以彰显统治者之权威与圣德，自新石器时代发展到商周，风光无限。 　　兽面纹玉斧（图1），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8.7厘米，扁平似梯形，横截面中间较厚，上部窄薄如柄，柄下沿正中钻一穿孔。器中部饰兽面纹，两只卷云纹大耳，细密的短阴线组成长眉，“臣”字形大眼，卷云纹鼻翼凸起，鼻翼两侧饰胡须。器下部减薄，上横沿显示阔嘴，嘴下左右两边各刻画出巨型獠牙，玉斧最下端磨出弧形斧刃。此器纹饰主要以双阴线及单阴线琢成，并增加了减地浮雕，阴阳错落，刚柔相济，代表了商晚期玉器纹饰的工艺特征。玉斧上部收缩窄薄，使中部兽面纹相对宽大、丰厚，耸耳圆眼，阔嘴长牙，愈发显得威风凛凛。 　　林《说王》有“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一部分也许就隐藏在新石器时代玉斧的背后”。 　　甲骨文“兵”字形象为双手持斧，众“玉兵”多是从玉斧演化而来。自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玉斧逐渐由椭圆窄厚型分化出扁平加穿孔型，往后再进一步分化出扁薄、窄长和“风”字型，最终完成脱离实用工具的变化，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杖”及“仪仗之器”。“玉质仪仗用具借助玉石贯通天地的灵性，被赋予神威，尤具象征意义。配套组合的玉质仪仗，在庄严的仪礼或圣穆的祭祀活动中，尽显王族和权贵的尊严，也深刻寄托了获取战争胜利和驱邪镇魔的祈望”（李健民《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 　　玉兵器中最重要的是玉钺，它标志了王权的诞生，而钺的礼仪化则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钺作为兵器，形制似斧，《说文》解释：“大者称钺，小者称斧。” 又说“，大斧也”。钺之形状，较之斧更为宽大扁平。《诗?大雅?公刘》：“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毛传：“戚，斧也；扬，钺也。”对于这种斧类器具，还有一种说法是：小于斧，称戚，大于斧，为钺。古钺字的写法，“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图2、图3）（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尚书?牧誓》记武王伐纣，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用青铜仿制玉斧作钺，这是象征军事权力之钺，并以玄黄二色配享天地神威。 　　兽面纹玉钺（图4），长23厘米，扁平长方形。器身靠近上端钻一穿孔，最下端打磨成圆弧刃，其余三边琢出突棱。器身上部为兽面纹，弯角耸立，卷云纹大耳，细密的短阴线组成长眉，“臣”字形眼，长直鼻，带胡须。器下部两边各琢左右上肢，肢端刻四爪，中间作蝉纹。整体纹饰主要以西周典型的勾撤技法刻画，配以西周特色逗号式卷云纹，布局工整，左右对称，体量硕大，线条刚劲有力，气势庄重威严，且带有商代玉器纹饰之遗风。 　　玉戚（图5），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长19.9厘米，扁平近似椭圆形。器上部琢两条双阴挤阳横直线，属商晚期玉器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