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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治国思想剖析 　　摘 要：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不仅在治国理念上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也用实际行动在秦国上下实施了大规模的彻底变革，这些理论及措施对战国末期秦国迅速崛起、由弱变强直至一统天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对于当今社会，商鞅治国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及借鉴价值。 　　关键词：商鞅;变法;治国 　　商鞅变法主在实现“霸道”的君主策略来实现国家的强大，而非传统和主流的“帝道”、“王道”，在战国时期不仅是相当彻底的变革，而且也是对传统“君子治国”的颠覆。当然，商鞅之所以能够变法成功，并以此成就个人的仕途，跟秦孝公本人对“霸道”的治理偏好也是分不开的，也得以验证即使是在以“君子”风范为主流规范思想的时期，设法实现自身的强大才是诸侯国最真实的政治面目。商鞅在多年的治国实践中，形成了涵盖法治、民俗、军事等成套完整的治国思想理论体系，对于商鞅这些治国思想的评价，或歌颂或贬低，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绝于耳。商鞅的治国理念是战国时代特有的产物，虽然在总体上带有强烈的历史烙印，但它依然在诸多方面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华，凝聚着穿越时空的辐射力。 　　一、“不循其礼”的治国理念 　　商鞅欲变法时，秦孝公“恐天下议己”，商鞅则认为“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①战国时期，世人普遍推崇儒家仁义之道，可以说已成为一种统一化的俗成规范，就连秦孝公有“霸道”的野心也要思前想后顾虑一番，因为商鞅企图“立法化俗”②。而纲常礼教在当时是难以突破的界限，任何有违该思想的行为都为一般人所不容，何况变法就是要将其变革。商鞅所推行的变法不光在内容上是对纲常礼教的冲撞，并且变法本身就是对其的直接挑战，因此甘龙、杜挚等重臣极力反对商鞅变法，认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③。而商鞅则认识到国家治理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遵循古制，不能不说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敢于挑战的和惊世骇俗的。 　　现如今观来，国家的治理从来都没有任何一套既定模式，已有的策略、传统等也未必就是正当合理或适应任何时空的，它应该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这其中包含有变革所要面对两个的现实，就是潜在的对既得利益团体的损害所带来的阻力和世俗的反对。有时并不是没有变革的愿望，而是人们不愿意或不敢去实行，就如商鞅变法必然要战胜朝野内外达官贵人的阻挠，找到合适的理由去实施变法，因而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实行关键也是得到了秦国最高统治者秦孝公的支持，敢于战胜变革所带来的冲突。我们当今时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在科技方面如此，在体制机制政策等等方面都是如此，因为很多新环境所带来的问题是需要挣脱原有的传统和世俗的观念去解决，正是每一次的突破成就了历史的每一次前进和发展。人类社会的规范法则从来都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在当时情境之下的合理或不合理，它符不符合人们当时的思想观念，因而是随境而迁的。 　　二、强调实力实功 　　商鞅所提“霸道”注重实实在在的功绩，国家的治理要实现实际上的强大，是靠富国强兵，而不是儒家诗、书、礼、乐的熏陶教化。他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抗衡竞争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支撑，因而主张对盐铁实行国家专营以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④;各项政策重农抑商，甚至“愚农”使百姓专心务农，反对知识和见闻⑤，促使百姓能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且保证了充足稳定的赋税来源;封赏按军功而定，实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⑥的分封制度、倡导“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⑦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废除了原有的血缘爵位等级制度和软性的仁义任用制度，讲求真才实学。 　　种种这些政策的变革，都表现出与以往君臣治国主张的极大不同，而且事实的结果表明，商鞅推行的这些政策的确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霸业。现而今，我们更是清楚地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就是国家实力的较量，强大的国家力量是取得国际地位的先决条件。商鞅意识到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审时度势进行了变法，对战国时期秦国的崛起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在各项政策上企图通过“愚农”来使得百姓保持安定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商鞅的本意是让民众保持淳朴敦厚，不被“所闻变见方”⑧所蛊惑，不为“声服”、“逆游”⑨所消沉，勤勉于务农，人人劳作而富民富国，从而保障稳定持续的发展。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境况下，重农排异以求稳的治理目的本身是正确的，因为国家首先要在安定的局势之下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也许“不贵学”、“无外交”⑩的导向在短期上可以使民众安于现状，甘做顺民，但是对民众知识和见闻的过度剥夺最终会阻碍长远的发展，至少国家发展不仅仅是依靠政治统治，还需要雄厚的人才资源来维持和推动。其次对于民众长时间的束缚和压制必然导致民怨民愤，商鞅对知识和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