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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ADR观念基础及的价值功能剖析 　　推进民主法制，就是要通畅纠纷解决的渠道。当前，我国以审判为主的单一纠纷解决模式既难以满足当事人对程序选择多样化的需求，也难以有效化解法院诉讼爆满而引发的司法危机。与此同时，在国外，ADR作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消除诉讼迟延、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等方面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court annexedADR），是指20世纪70年代始，形成于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一些州的法院内设的仲裁和调解等第三人解决纠纷的制度 。司法ADR中法院是纠纷的解决主体，虽不同于审理和判决，但与法院的诉讼程序有一种制度上的联系，是纠纷进入法院后的非审判解决途径，它与审判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解决纠纷的司法职能。从本质上讲，司法ADR是一种准司法性质的程序 。在推进司法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中，重新考察和探究司法ADR机制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对于构建我国法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愈显重要和紧迫。 　　一、历史考察：ADR的观念基础溯源 　　尽管ADR这一概念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事实上，运用ADR解决纠纷的思想古已有之，东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我国素有调解的传统，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它是建立在中国和合文化与无讼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与儒家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儒家“无讼”思想源于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主持审判的我和别人也差不多，但重要的是使诉讼不至于发生。从本质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无讼”境界的追求其实是对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一种追求。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学派对于诉讼的态度也是消极的。道家老子把“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作为理想社会，实质上也是“无讼”的社会。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自然也认为为了争利而进行诉讼不是好事。法家思想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但法家认为立法的逻辑起点是“定纷止争”，而司法的终极目的则是“以刑去刑”，这二者的状态其实都是一种“无讼”境界。尽管儒家为了达到“无讼”主张“德治”，而法家为了达到“无讼”主张“严刑峻罚”，但二者“殊途同归”。为了实现“无讼”，“息讼”就成了官方追求的目标，调解就成了手段与方法。据考证，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官府中，就设有“调人”、“胥吏”的官职，专司调解纠纷，平息诉讼，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官府中的调解制度发展为乡官治事的调解机制。秦、汉设有“秩、啬、三老”，专司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唐朝设有“乡正、里正、村正”三职，处理地方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案件。明朝沿袭和发展了历代调解制度，并将民间调解行为上升为法律规范，将百姓动辄诉讼视为“民风浇薄”。清朝推行礼法相融，倡导以传统的儒学伦理纲常调处息讼。清代县乡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保甲制，设排头、甲头、保正，负责治安、户籍、课税和调解民间纠纷。中华民国在区、乡、镇设立调解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调解制度开始萌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得到了正式确立，调解的理念、方式、制度等在人民法院工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如今，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尤其是近几年，“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提出，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人民司法理论和审判制度的发展创新，对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调解的生命力不仅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也在西方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从古罗马时代，西方就有注重调解和和解的法谚：“消灭诉讼对国家有益。”“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完美的诉讼。”到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掀起了一场提倡“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即 ADR的运动，有学者引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来主张调解是比诉讼的更好选择，其影响力持续至今，使调解被公认和推广为ADR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儒家思想与西方宗教的区别是无庸质疑的，但是，两者的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都追求秩序的和谐，都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持。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人类对人性善的呼喊。这也成为西方ADR与中国调解能够衔接的基础所在。 　　二、本土需求：司法ADR的价值功能探究 　　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利益协调衡平、社会生活规范有序，这些都离不开法院司法活动的有力支撑。尽管我国国民向来有厌讼的传统，认为打官司是一种没面子的事，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各种规则的不完善、诚信环境的缺失等多种因素，导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