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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同乡聚居初析 　　［摘要］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外来工同乡聚居”这一特殊的流动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文章分析了同乡聚居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归纳了聚居现象的表现特征，从而揭示了聚居现象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 　　［关键词］外来工 同乡聚居 乡土性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13－02 　　 　　外来工的定义一直比较模糊，在本文中，外来工特指为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离土又离乡、以挣钱为目的、大多数最终会回到原来农村生活的务工人员。同乡聚居在本文中具体定义为由农村社区转向城市社区，同一定数量的具有亲缘或地缘等纽带联系的人居住在一起。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以个案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于2007年6月在珠三角外来工“同乡村”进行的对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及治理对策研究的专项调查数据，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96份。在问卷分析的过程中，考虑到问卷调查应用范围较广，收集的资料比较表面，不能了解深层次的问题的局限，本人运用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地收集资料。个案的选择标准为具有“明显的同乡聚居”的特征：身份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同至少5位具有地缘、血缘等联系的外来工聚居在一起满两年。同时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拟以对外来工同乡聚居研究为实证基础，探讨同乡聚居产生的原因，分析同乡聚居现象的特征，揭示聚居现象的负面效应。 　　一、聚居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背景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余劳动力的产生，直接催生了外来工群体。大规模外来工进入城市谋生，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为何外来工会聚居，社会群体隔离理论能很好地给予解释。社会群体隔离（social groups segregation），简称社群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有学者认为，社群隔离是群体成员出于自我选择的自愿性因素的结果。因为，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这一亚文化圈能对年轻一代进行群体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社会化，从而保证群体亚文化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二）功能支持 　　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受到的教育很少，学历不高，但又不满家乡贫穷落后的状况，因此他们选择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淘金”。外来工手中握有的仅仅是血缘、地缘等先赋的乡土性社会资源。致使很多外来工都是被同乡介绍过来工作的，同乡聚居和工作性质的相似、工作地点相近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同乡聚居中，外来工群体有着强烈的地缘、血缘认同感。在他们的交往对象中，老乡在首要地位。在本次调查中，在问答“以下哪种途径找工作是最为有效的”时，78.3%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老乡”介绍甚至有外来工和笔者坦言，通过老乡介绍是自己得到工作的惟一途径。外来工普遍感到自身处于所在打工城市经济性接纳但社会性排斥的尴尬处境中。本地居民对外来工颇有微词，而人又不可能脱离社会靠自己和自己的互动。同乡聚居无疑很好地为外来的社会互动提供了“避风港”。在空余时间，一般都是同乡人聚在一起聊天或进行娱乐活动。生活上遇到困难，多是找老乡帮忙。 　　总的来说，与老乡交往不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还能获得心理上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同时也方便他们打发寂寞，交流感情。 　　二、同乡聚居的现状特征 　　（一）区位分布 　　外来工在城中选择居住地点时，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支付能力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次是联系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交通条件。这两个因素也促进了同乡聚居。就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收入结构来看，占有一定资本并且雇佣他人的业主或老板收入最高；占有少量资本并且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收入次之；而那些完全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打工者则收入最低。在本次调查中，年收入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为调查总数的81.2%，而他们每年用于住房消费的金额平均不到700元，因此聚居大都倾向于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但居住条件相对差些的民宅：一来房租便宜；二来交通便利；三来此处多为农村私人住宅，从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来看，较城区更易于融入。 　　访谈中，我们发现，尽管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区位分布同绝大部分民工的低收入状况直接相关，但租住其间的并非都是低收入阶层，其中仍有不少中高收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人老板。一位在杭州的安徽籍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在良渚（杭州一个郊区）工地上打工的人很多都是安徽农村来的，有五六个还是和我一个村的。工棚实在是简陋，好在在良渚租个房也不算贵，一月一百多就成，当地农民房。所以我们工地打工这帮人很多都是租房的。我们的包工头也是安徽的。他在杭州市区买房了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