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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剖析 　　基础教育中谁是真正的最终的委托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不同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政策作为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正式文本式制度，充分体现着政府和人民中存在的社会意识这一非正式制度。而制度或者政策是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规则。这一规则主要用来消除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代理关系进行治理。在这其中，委托人起了规定交易活动的质量目标的作用。因为委托人的变更决定了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路径成因，委托人的变更使得政策变迁的主体发生变化，导致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呈现出由纯强制性政策变迁向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再向半诱致性政策变迁的路径特征。委托人参与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制定，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将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导。 　　 　　一、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纯强制性变迁路径成因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当以政府为本位，以政府为委托人时，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规则，即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制度或政策，就往往是以政府作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主体。在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当政府作为委托人来规定基础教育的质量目标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往往是随着政府意志的变迁而变迁的。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往往表现为纯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变迁较为迅速、频繁和反复，政策变迁较少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是供给方主导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供给往往过剩。我国“文革”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政府用极短的时间，建国仅仅一二年，就改变了旧有基础教育质量政策，高考改为全国统考；培养目标改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这些政策快速而充分体现了政府快速增强国力、加强集权和巩固政权等意愿和意志。但这些政策难以巩固和稳定，一是民众没有这种政策的需求。高校人学考试、招生录取政策，中小学的教材政策、课程政策和教学管理等基础教育的质量政策，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反复，强制性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出现供给过剩的局面。二是随着政府意志由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变化到改变旧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上，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文革的开门教学、重思想政治和轻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取消了全国统一考试和录取的政策，采取政治审查，推荐入学的政策，忽视科学文化知识考察，大大削减了科学文化知识课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在文革前出现了较大的变迁和反复。文革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基本上是一种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动因，政策变迁完全出于政府的意愿，并没有得到非政府主体的诉求、赞同和支持，其政策变迁的第一、第二行动主体都是政府，因而表现出了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所有特征。 　　在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中，当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作为委托人来规定基础教育的质量目标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往往是随着受教育者意愿的变迁而变迁的。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往往表现为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诱致性政策变迁，变迁较少、较为缓慢，政策变迁较多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是需求方主导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供给往往不足。我国“文革”后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 　　 　　二、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半强制性变迁路径成因 　　 　　改革开放以后，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当中，当逐步以政府为本位，以政府为委托人，转变为以受教育者为本位，以受教育者为委托人时，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规则，即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制度或政策，就逐步由以政府作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主体，变化为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或受教育者共同作为变迁主体，并逐步向以受教育者为主的情况转变。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由纯强制性政策变迁逐步变化到半强制性政策变迁和半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由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第一及第二行动主体逐步变化为第一行动主体再变化为第二行动主体，而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则由不参与变化到第二行动主体，再变化为第一行动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还保留着强制性政策变迁的痕迹。但这时的强制性政策变迁以半强制性政策变迁为主。第一行动主体是政府，但第二行动主体却主要是非政府主体的民众。政府用极短的时间，仅仅一二年，就改变了“文革”时期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高考改为全国统考。招生政策改为统一录取。基础教育的教材政策和课程政策的统一集权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快速而充分体现了政府加速经济发展、增强国力等意愿和意志。同时，渴望有一个阔别已久的求知求学的机会也是广大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的需要。因为他们积极地充当了第二行动主体。为了表示在总体上赞同、支持和积极利用这些政策，受教育者等非政府的第二行动集团，对当时的基础教育政策给予了热情，因而，这些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得到了迅速的巩固。但由于此时，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仍然没有处在委托人的地位，他们的意愿没有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不能规定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目标，他们只能被动地利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