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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煦侯教材编撰思想剖析 　　张震南（1895―1968），现代学者、文史学家，字煦侯，又名张须，淮安府清河县人。与范耕研合著《中学国文述教》《师范国文述教》，其编写的《中等学校适用应用文》教材曾被选为全国中学通用教材。著有《通志总序笺》（商务印书馆版）、《国史通略》（中华书局版）、《通鉴学》等文士著作，其中《通鉴学》最有名，是近人第一部系统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 　　张煦侯在1920―1937年间先后在扬州中学、淮阴中学等名校执教语文。1948年，夏?D尊先生纪念基金会在《国文月刊》发表《启事》，将募集基金的息金作为奖金“赠于任教在十年以上具有优良成绩的中学国文教师”，张煦侯是两个受奖人之一。可见他教学实绩显赫，科研成果卓著，已为社会所公认。 　　张煦侯作为一线教师，虽未能在理论上成一家之言，但他立足实践，善于从语文教学特质和学情视角分析问题，成果很“接地气”，对今天教材编写和校本教材的研发颇有借鉴意义。 　　一、尊重语文教学规律 　　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处于自由竞争局面，孙?Z工《国文教科书》等以“文章作法”为线索的单元组合法，夏?D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为代表的各类知识“混合”编写单元组合法，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这些教科书多从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上考虑，对学生的实际水平、心理感受、学习语文的目的等现实层面却关注不够。例如，如何将“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的文化，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的目标落到实处？“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这一目标如何分步实施？如何将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精读和略读、阅读和表达、文法训练和思想积淀结合起来？教材是教师借以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媒介，教材的内容和组合形式必须以学生的学习目的、能力水平、学习心理为出发点，并形成合理的系统。张煦侯对上述问题都有深入思考。 　　第一，选文要形成系统，各司其职。传统的语文教学以选文为主要载体，选文所承担的教学功能是由教师决定的，随意性很大。这一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煦侯就有过深入思考，他说：“排定进程，要如‘五年计划’一样具备整个的设计。”高中三年中，当“各立一鹄以为重心”，一篇文章选入教材，不仅因为它文质兼美，更因为它可以成为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的载体，并在教材中承担着独一无二的角色，“篇篇必当有所负之使命在”。这是站在学生中学阶段语文学习的整体性和语文学科知识系统性的综合角度分析问题的。 　　第二，正篇与附篇的结合。张煦侯等人编了一本国文教材，于1931年由南京书局出版。他在总结该教材得失时提出教材编写的理想原则――正篇与附篇相结合。正篇是直接供教师讲授的范文。附篇是每一集团（相当于单元）之后，附录若干篇和本单元相关的文字，以便学生自习，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课文的价值、特征和时代性，与正篇相得益彰。教学时要求学生对附篇自行学习，并写作或口头报告学习内容，保证阅读和表达的综合训练。 　　第三，推荐阅读书目符合语文学习规律和育人目标。张煦侯为学生推荐的书目，体现了精读与略读的结合，科学和人文的兼顾。如果说，精读书在于夯实学生基础的话，略读书就在于“各适其性，以济专读之缺点，理不当有所拘囿”。 　　精读书目有《老子》《庄子》《左传》《史记》《诗经》《离骚》《诗词》《说部》《诗文评》等。这些书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学生通过咀嚼消化，既可得到人文熏陶，又能储备语言，总结写作规律，培养谋篇运思、遣词造句的能力。此外，这一书目遵循了语文教学规律，张煦侯说：“《左》《史》为述事之典型，《孟》《庄》为说理之模范。”通过研读这些经典，学生体悟学习叙事规律，训练思维，科学全面地训练表达能力。 　　略读书目有25种（略举），旨在拓宽学生视野，促进学生发展，同时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特色。 　　首先，略读书目有弹性，不做严格的统一要求。这不但符合学生智力能力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体现了对人的个性的尊重。 　　其次，书籍分类体现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追求。张煦侯将略读书目分为六类，其中《曾文正公日记》《涵芬楼文谈》《中学以上语文教学法》主要涉及创作态度、技巧、风格、修辞等内容，侧重科学性、知识性，属于“纵论古今文学者”。《世说新语》《陶渊明》等书，意在借助古代人格典范的力量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分别属于“涵养文学趣味，或资讽咏者”和“直接或间接启示文学家之修养及性格者”。学生阅读这些书，既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又能培养健全的人格。 　　最后，读这些书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掌握学习方法。例如，《四库总目》《中国文学史》等，介绍了学术、文学的概况和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不但能拓宽眼界，还会在无意中萌生对某个作家、作品的兴趣，激发他们主动读书的欲望；而《杜苏诗精华》等钟萃经典之作，